以上八类慈善参与主体，按其与政府的关系密切程度又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政府慈善和民间慈善。“政府慈善”是指有政府色彩的慈善，民间慈善指由民间组织开展的慈善。严格来说，“政府慈善”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提法，因为这与慈善事业的民间性特征不符。但是，这也的确是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现状和事实，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而直接管理慈善、直接办慈善的一种体现。目前，大部分从事慈善的社会团体、部分基金会、从事慈善的事业单位及群团组织开展的慈善活动等，都或多或少带有官方色彩。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政府职能转变到位，“政府慈善”将逐步淡化，并最终让位于民间慈善。但在现阶段，政府慈善有其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不能对其一概否定，应在不限制和阻碍民间慈善发展的前提下，继续发展政府慈善，发挥其作用，并逐步使其改造和过渡为民间慈善。
2.慈善事业的活动领域不断扩大
现有慈善事业的内容已经从安老、救灾、扶贫、济困等传统领域向教育、就业、科技、文化等更广泛的领域发展，即从仅满足生存权的慈善救助向满足生存权与实现发展权并重的慈善事业转化。如在慈善教育方面，以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为代表的慈善组织通过开展捐建希望小学、希望之星奖学金、学子阳光优秀贫困大学生扶助基金等活动，帮助大批贫困家庭的孩子重新实现了上学的梦想，走上了以发展摆脱贫困的道路。此外，我市的基金会里还有绿化基金会、体育基金会、艺术基金会、青少年科学基金会等，所从事的公益范围涉及到教育、科技、体育、卫生、文化、艺术、扶贫、环保、弱势群体保护等诸多领域。与时同时，慈善救助的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除了财力的投放、物品的供给、劳动力安置以及其他对人们不幸、贫苦的援助外，还有各种教育培训、心理辅导、志愿服务等。
3.慈善组织的管理和活动逐步规范
严格、科学、规范的内部管理和慈善项目开展是提高慈善组织能力、发展慈善事业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各个慈善组织在实践中积极总结经验、探索规律，逐步形成了一些好的做法。如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不断完善组织机构建设和队伍建设，实施“三公开”、全透明的财务管理机制，提高了社会活动能力和社会公信力。北京市慈善协会以透明、效率、规范为原则，着力加强规章制度、组织机构、救助项目、摸底调查等基础性工作，在报纸、协会网站上进行财务公开，承诺随时接受捐赠者和各界人士审查帐目，成功开展了公益演出、慈善晚宴、慈善笔会、慈善首映礼等慈善活动，实施了真情送温暖、爱心让我站起来、爱心成就未来、携手助老送健康、关爱孤儿医疗救助等各类救助项目，仅2004年就支出1179.7万元，使近12700个（户）困难市民直接受益。市红十字会经过多年的规范运作，逐步形成了救灾救助、自救互助、青少年、社区服务四项人道主义工程，在全市开展卫生救护和紧急避险知识的培训，开展遗体捐献和无偿献血工作，开展健康教育、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开展备灾救灾、社会救助、紧急救援工作及青少年道德教育、社区服务、少儿住院互助金等工作，成为我市慈善事业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外，我市的志愿者活动也逐步纳入规范化轨道。在北京志愿者协会的规划、指导和组织、协调下，青年志愿者活动有了自己的“一站一校一刊一基金”，即北京志愿者协会网站、北京志愿者学校、《志愿者》刊物、北京志愿服务基金，并设有外语培训基地和医疗救护培训基地，先后组织150万余人次，为社会提供了近6500万小时的志愿服务，整体工作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自2004年7月起，在市民政局倡导下，社区志愿者活动也开展起来，在区县、街道办事处建立了义务工作者组织及制度，据统计，目前本市90％以上的居委会成立了志愿者协会。
4.政府和社会对慈善事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
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公益事业捐赠法》。2000年，发展慈善事业写入国家十•五计划。2004年，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出台》。紧接着，慈善事业又被写入十六届四中全会报告，成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和谐社会重大战略任务的提出，使慈善事业得到政府和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今年11月，首届中华慈善大会即将召开，这必将对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时，各种新闻媒体关于慈善事业的报导也多了起来，慈善家排行榜的出炉对人们树立慈善意识起了很好的引导作用。今年初，北京市出台《关于推进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建设的意见》，也提出要把慈善事业作为政府救助的重要补充大力发展。正是由于政府和社会重视程度的提高，北京市慈善事业目前已进入了一个快速成长阶段，一批民间慈善机构如光华慈善基金会、今典苹果教育基金会、华夏慈善基金会等迅速成长起来，一些慈善组织的募捐数也大幅度提高，如市慈善协会成立十年共募捐3000余万元，而仅2004年一年就募得2300余万元，截止2006年8月，已募集了共募集慈善款物1.68亿元，总之，北京市慈善事业已经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四、我市慈善事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慈善作为一项事业在我市逐步发展起来，但从总体来看，我市慈善事业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发展得还非常不够。
1.现代慈善事业的理念还很缺乏
作为一项社会事业，慈善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理论的规范、引导和支持，需要慈善价值观、慈善理念和慈善意识的普及。但是，在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国家的仁政与民间慈善事业是不能并存的，历代封建王朝都排斥民间慈善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里，我们也认为慈善是一种伪善而加以排斥，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理所当然地完全由政府承担。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慈善事业得到了一定发展，公众开始逐步接受和认识慈善，但现代慈善的理念还远未得到政府和公众的认同，人人关心、参与慈善的社会氛围还没有形成。一是人们对慈善的认识还停留在感性和传统的层面。如很多人认为慈善行为是富人对穷人的施舍与恩赐，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没有树立起慈善是社会必须提供的“公共产品”，参与慈善是公民的义务，捐献者与受助者应是平等关系的现代慈善理念。再如，许多人以为慈善是天灾人祸降临时的特殊需要，是“送温暖”式的过节慰问，却没有意识到慈善事业应是一种长效的互惠机制。再如，很多人认为慈善事业的活动领域就是扶贫济困，却没有认识到，现代慈善在扶贫济困的同时，已将活动范围扩展到了教育、法律、文化、科研、环保等公共生活领域，直接对产生社会问题的根源发挥作用。二是对慈善事业的性质存在认识上的偏差。慈善事业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保障方式，它与其他社会保障方式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志愿性、民间性和社会性，慈善事业必须出于捐助人的自愿，必须立足于民间，由民营组织而非官方机构举办。但由于受传统体制的影响，许多人对慈善事业存在着误解，有关调查表明，超过半数以上的公民认为慈善事业属于政府的救济行为，还有很多人误把民政系统的孤儿院、敬老院等福利机构认作是慈善组织。正是由于对慈善事业志愿性、民间性、社会性的本质特征认识不足，使我们在发展慈善事业的过程中，很容易背离慈善事业发展的规律，产生诸如管理体制不顺、行政色彩浓厚、强制摊派募捐等问题。三是慈善意识的社会普及率还较低。据有关调查显示，目前知道中华慈善总会的人数只占被调查人数的不足一半，大部分公民对慈善事业以及慈善机构不了解，甚至从未听说过，绝大部分被调查者虽然参加过捐款捐物活动，但主要是通过工作单位、学校、街道进行捐赠，“经常主动捐赠”的人数很少。可见，慈善意识尚未上升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距离全社会形成浓郁的慈善氛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2.政府规范、引导慈善事业发展的职能还不到位
慈善事业在性质上属于民间事务，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政府不应当过多地介入，尤其不应干预其内部事务。但同时，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又以政府的合理规范和政策扶持为必要备件。从目前我市慈善事业发展的情况看，政府的职能还很不到位。一是存在政府越位问题。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早已确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取向，但由于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国家与单位包办社会事务的传统根深蒂固，政府包办社会事务的职能与体制并未从根本上转换。在慈善事业领域也同样，一方面，政府不是利用自己掌控的公共资源来引导社会化的民间组织开展慈善事业，而是直接承担了许多具体的慈善事业，大部分民间捐赠被纳入官方救灾济贫系统，作为政府的关怀和救助而分配给受助对象，既扭曲了慈善事业的民间性，也挤占了民间慈善机构的发展空间。如2000年民政部发布的《救灾捐赠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组织开展和接受救灾捐赠的主要机构是各级民政部门， 经认定具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接受救灾捐赠款物的情况应当报民政部门，由民政部门负责统计汇总、制定分配方案。在这种格局下，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公平的竞争关系，民间慈善机构无法分享到足够的公共资源。而且，原本应该是自愿性的捐赠，经常变成了由单位出面的行政强制性捐赠，极易挫伤人们的捐赠热情。另一方面，我国对民间组织的管理体制沿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或部门所有制的做法，许多慈善机构是从原有的政府部门中分化出来的，有的干脆就是主管单位的一个部门，只是挂两个牌子而已。政府对慈善组织的运行干预较多，从机构的人事、财务、外事等诸多方面进行管理和控制，使慈善组织存在着政社不分、事社不分、党社不分、企社不分的现象，大多数慈善组织行政色彩浓厚，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没有形成现代的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缺乏发展的生机与活力，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慈善组织。二是存在政府缺位问题。目前，政府直接参与慈善事业多，管理和限制多，推动、规范、扶持和服务却比较少。如在公益事业立法、确立正确的政策导向、加强监管、提供相应的财税支持与相关服务等方面，政府都做得很不够。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专门的慈善立法，关于慈善事业的性质、范围，慈善组织的性质、活动等基本问题都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慈善事业的进入、评估、监管、公益产权界定与转让、融投资、退出等完整的法律框架尚未形成，也没有专门规范慈善公益组织实体内容的法规条款或行政文件，慈善公益组织制度、财务制度、机构的活动领域以及募捐善款、救助项目开发等方面都缺乏相应的法规依据。此外，由于目前对慈善组织的管理和监督权力分散在民政、慈善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财政、审计及人民银行等多个部门，多元主体的监督模式容易产生不同主体之间相互扯皮、互相推诿和磨擦的状况，导致工作效率低下，使民间公益组织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3.民间慈善组织发育不够
慈善事业是一项社会化的事业，大量民间慈善机构的存在是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前提和组织基础。近年来，虽然我市的民间组织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民间组织的规模及所能够提供的服务却非常有限，很难找到真正成规模的民办慈善机构。据统计，目前我市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共有4600多个。我市的志愿者协会和义工协会刚刚起步，组织动员能力还很有限，志愿服务活动发展不平衡，不少地区居民对志愿服务的参与程度较低，有的地方出现形式化现象。基金会虽然已有61家，但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基金会不多。由于慈善组织少，特别是民间慈善组织少，影响了慈善事业的社会化程度，如许多市民反映捐赠很不方面，经常是想捐赠却不知该捐给谁和捐到哪里。
造成民间慈善组织发育不够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在观念上，政府对民间组织的发展仍持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意识到应该发展民间组织来共同承担对国民的福利责任，另一方面又担心在发展过程中失去对民间组织的控制。出于意识形态和社会控制方面的考虑，警惕和怀疑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意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二是在制度上，对民间组织实行较为严格的登记和管理制度，限制了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北京市社会团体管理的若干规定》规定，社会团体要接受社团管理机关（县以上的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部门的双重管理，这就使许多“草根组织”因无法找到上级主管部门而不能顺利登记，有的只能以公司注册的形式出现，有的甚至非法存在。再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在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认为没有必要成立，可以不予批准筹备。”也就是说，当一个行政地域内出现了由政府分化出来的慈善组织之后，就不太可能再出现真正民间性质的慈善组织了。这实际上是以制度化的方式赋予了由政府分化出来的慈善组织的垄断地位。随着《基金会管理条例》的正式施行，民间成立基金会的门打开了，但还是有很多障碍，如对基金会仍实行双重管理，对成立基金会的原始基金要求也较高（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800万元人民币，地方性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400万元人民币，非公募基金会的原始基金不低于200万元人民币）等。三是准政府性质的组织垄断慈善事业的传统格局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扭转，挤占了民间慈善组织的发展空间。四是目前还缺乏真正的慈善事业社会投入主体。
4.慈善组织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公信力还较弱
慈善组织作为连结捐赠方和受助方的中介与桥梁，肩负着挖掘社会资源、实施慈善救助、发展慈善事业的重任，其能力的大小和公信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由于受法律法规完善性不够、慈善组织独立性差、仍沿用旧的管理模式等诸多因素的限制，目前我市慈善组织的整体能力还不够强。一是募捐能力较弱，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较差。如募捐的形式不够灵活多样，有时仍采用传统的应急式、运动型、带浓厚行政色彩的募捐方式。未能开发足够的捐赠对象和项目，捐赠人可选择的范围过小，国际合作能力和创新能力不强，运用市场机制筹资的能力较弱等。受能力的限制，目前我市慈善捐赠的整体水平还较低。如市慈善协会成立10年，截止2004年底仅募得财物约3000余万元，而同期上海慈善基金会募得约10亿元。还有许多慈善组织知名度不高，社会影响力不够，筹资困难，甚至有的年募捐数为零，不要说开展慈善项目，就连自身生存都是问题。二是慈善组织的自身管理与运作方面存在缺陷与不足。如有的慈善组织队伍建设滞后，专职工作者、志愿工作者的人员规模太小，各类专业人才缺乏，资金运作和增值效率不高。有的慈善组织制度建设不完善，体系不健全，存在各种管理漏洞。有的制度创新不够，滞后于社会形势的发展，等等。三是慈善组织公信力不足，影响了群众的捐赠热情。公信力是慈善组织的生命线，对其长远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我市的慈善组织发展刚刚起步，制度不健全、操作不规范、透明度不高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再加上缺少必要的行业自律、监督和审计，因此整体的公信力还不够高。特别是在目前社会不良风气盛行、各行各业普遍存在信任危机的大环境中，慈善组织的公信力显得尤为重要也尤为脆弱，个别的慈善丑闻常常很容易就损害到慈善组织的整体公信力，影响了人们参与慈善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