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人试图寻找出解决之道：与北京共建区域金融中心。在《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前沿报告》中指出：北京充当金融管理控制中心、金融业支付结算中心，而天津充当环渤海地区金融批发业务中心和金融中介服务中心，承担金融工具创新、金融业务集成的职能。
　　　　
　　2007年11月29日，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表示，港股直通车需要更稳定、更制度化、更广地推进，“港股直通车在国家改革发展战略中属于资本项目对外开放的一个部分，就此而言，肯定会坚持不移地推进。”天津市副市长崔津渡在同一天也称：“港股直通车”是基于时机及条件未成熟，因此未能落实；天津市仍然是试点，（但）长远发展应是多地区及多地点进行。
　　这是中国官方、半官方关于“港股直通车”事项的最新表示。自11月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新加坡宣称中国政府将“谨慎对待”港股直通车之后，中国有关部门多次肯定地声称港股直通车最终会通行。
　　对7月份宣布将试点直通车的天津而言，人们将之视为天津金融创新的一个重大进展。
　　ＯＴＣ（柜台交易）市场是另一个敏感问题。2006年8月，天津市成立以副市长崔津渡为组长，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宗胜为副组长的ＯＴＣ研究小组，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在天津市建立全国性柜台交易市场，形成统一监管下的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份报价转让系统，完善我国股票市场的结构性和区域性布局。但在今年中有报道指，天津有关申请搁浅。
　　自2001年起，深交所就和中国证券业协会一起启动了“代办转让系统”（俗称“三板”）的业务，2006年1月，深交所在中关村科技园区启动非上市股份公司报价转让合作试点。在传出天津申办ＯＴＣ市场之后，深交所加快了步伐，打算将中关村试点推广到全国53个高新技术产业园区。这无疑将加大天津的难度，到今年5月份，天津市长戴相龙仍然宣称天津在向国家申请设立这一市场。
　　
　　天津金融业：猛冲之后
　　港股直通车和ＯＴＣ的争议，表明金融开放的难度和热度，以及各地对有限金融资源的争夺。
　　2003年，原为央行行长的戴相龙调任天津市长，“金融市长”在金融领域的一系列努力，让天津人和国内媒体燃起了天津“北方金融中心”的希望之火。
　　2003年11月，ＰＥＣＣ（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内部会议决定，中日韩三国共同筹备成立东北亚银行，拟定总部设在天津。
　　2005年6月，在国务院批复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时，允许几乎所有的金融创新和改革可以在滨海新区“先行先试”。
　　2005年11月，国务院特别批准天津市筹设中国第一只人民币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当时全国有上海、深圳、山西等许多地方争取设立产业基金，但国务院只批准于天津一地。2006年12月30日，渤海产业投资基金设立，总规模200亿元，首期60亿元。
　　2005年12月，首家总部位于天津的全国性商业银行——渤海银行挂牌成立。
　　2006年9月9日，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将滨海新区近期的金融改革创新概括为四大重点：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开展金融机构综合经营、创新和完善金融机构体系、外汇管理改革。对应这四点改革的具体举措可能包括离岸金融中心，探索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甚至部分试行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
　　2007年4月，中共天津市委成立金融工委。
　　目前持有北方信托、渤海银行、渤海证券、天津市商业银行等多家金融公司股权的泰达控股，据云将成为滨海新区乃至环渤海地区的“金融航母”。2007年5月11日，天津副市长崔津渡表示，天津已经形成了设立金融控股公司完整的解决方案，将把地方政府所属的金融资产整合进新成立的金融控股公司。
　　“中农工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已经将总行的综合经营业务部设在了滨海新区，进行“综合经营”的业务试点，开展面向全国的综合经营业务。
　　2007年11月21日，中国保监会明确表态，将天津滨海新区确定为全国保险改革试验区，并与天津市政府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快天津滨海新区保险改革试验区创新发展的意见》。
　　一连串的动作，当然也包括前述的ＯＴＣ市场及港股直通车，似乎把天津与“北方金融中心”拉近得只有一步之遥。
　　但是事情进展并非那么容易，至少没那么快。
　　“渤海产业基金获准设立后，许多外资和本地资本都有兴趣在天津设立ＰＥ，但是批不下来。渤海是个特例，接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位政府官员对记者说。
　　虽然天津有了渤海银行、渤海保险、永明人寿、恒安等总部在津的金融机构，但这些金融机构如何获得较快的发展，如何在国内金融市场产生影响和辐射力，则不是政府可以支撑的。天津本地的金融市场仍是狭小的，据2006年的数据，北京市的地方存款规模33793.3亿元，贷款规模为18132亿元，而天津则分别仅有6839亿元和5416亿元，与北京有不小的差距。
　　许多学者对“北方金融中心”的概念有点担忧。比如南开大学金融系主任马君潞教授就曾对媒体表示：金融中心不是“建成的”，而是由“历史和市场自然形成的”。
　　
　　与北京共建区域金融中心
　　天津人近年热衷于将深圳特区、上海浦东新区与天津滨海新区相提并论、等量齐观，而深圳和上海都已成为该区域内的金融中心。
　　记者在津采访期间，与许多当地观察人士谈及此事，都会详细探讨其可能性，如果天津想达成国家定位的“北方经济中心”，仅靠制造业基地（就算天津工业总产值雄居区域内榜首）、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还支撑不起来的，必须得有两个要件：金融中心和跨国公司总部基地，可惜的是，这两个要件北京都具绝对优势。
　　“北京是横亘在天津‘北方经济中心’复兴之路上一道绕不过去的坎。”本地观察家如是说，“北京作为首都，是央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一行三会所在地，更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总行所在地，各大跨国公司、外资金融巨头必需在北京设立机构，这一体制优势至少在中期内不可能改变。”
　　天津人可能的解决之道是：与北京共建区域金融中心。在《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前沿报告》中，金融学博士伍志文给出的解决之道是：北京充当金融管理控制中心、金融业支付结算中心、金融信息中心、金融待业标准制定中心，而天津充当环渤海地区金融批发业务中心和金融中介服务中心，承担金融工具创新、金融业务集成的职能。他提供了三种模式以供选择：
　　其一是“上中下游模式”，北京作为政策发布的主体为上游，天津依托务实层面为中游，区域内其它城市发挥下游重要节点作用；其二是以北京为龙头，引领其它城市的上下站位模式（也就是说天津不再图谋金融业的特殊地位）；其三是大小共生，平行站位，由独立第三方（比如京津冀金融合作委员会）来协调。
　　在天津内部，似乎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先把制造业、贸易、航运等产业体系基础打好，自然产生金融需求，支撑金融业发展，而另一种是借着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尽量争取到更多的金融资源。
　　在这样的背景下天津金融业试图与北京错位发展。有关领导的多次公开表述，“直接金融”、“产业金融”、“创业金融”等概念，莫不如此。但是在天津没有资本市场体系的前提下，资本为何要流向天津，是个必须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