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经济学家们在各种讲坛上可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对他们“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各色脱口秀产生审美疲劳之后，我曾确信无论他们再说出怎样惊世骇俗的话，也不会让我吃惊了。但看了“经济学泰斗”茅于轼先生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所作的关于人生意义和战争问题的演讲（11月6日《南方都市报》）之后，我还是惊得目瞪口呆。
因为茅先生的结论完全是颠覆性的，不仅颠覆了我长期以来的信念，也颠覆了那些在我看来完全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茅先生直截了当地说：“抵制日货是很愚蠢的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活在世上到底为什么？其实我的答案很简单，就是为了享受人生。”而抵制日货妨碍了这一点，因此就很愚蠢。

　　主流经济学是把人假设为理性的、自私的“经济人”，并以此为起点来展开自己的全部推理。茅先生作为“经济学泰斗”，身体力行地以“经济人”来自我定位，我们不便厚责。尽管我也不赞同盲目抵制日货，但诱导涉世未深的大学生都做“经济人”，并把“经济人”无法理解的行为都视为“愚蠢”，我却断难苟同。道理很简单，如果大学生都把“享受人生”作为自己人生的最终目的，那么他们就会问自己：只要不妨碍自己享受人生，则腐败与我何干？矿难与我何干？钓鱼岛归属与我何干？邻居失火与我何干？路上有人强奸杀人与我何干？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如果掌握国家未来都是这样一些理性而自私，抱定“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青年，能不让人担忧吗？

　　茅先生还说：“一个人到底伟大不伟大，取决标准在于自己享受的同时，能带给别人也享受，还是破坏别人的享受。”如果按照这样一个逻辑，那么文天祥是不够伟大的，而汪精卫却很伟大。文天祥被蒙古军队俘获之后，只要他答应投降，立刻就可以当宰相。面对点点头就能到手的逼人富贵，文天祥却选择了断然拒绝，从容就义。他自己不享受，也破坏忽必烈的享受，怎么能算伟大呢？汪精卫就不一样了，他叛国之后，不仅自己很享受，日寇也很享受，追随他的大大小小的汉奸也很享受，依茅先生之见，汪精卫不是很“伟大”吗？

　　茅先生在演讲中还谈到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并断言：“只要WTO和市场存在，仗就打不起来。”理由是过去需要通过战争夺取的资源，现在可以通过市场获得，“所以还是要保护好自由、平等交易的市场”。

　　茅先生的这个结论，我以为首先与事实不符。“9·11事件”之后，布什总统立刻宣布：“这是战争！”并以“战时总统”自命，随即在全球范围展开“反恐战争”———这不是战争又是什么呢？美国是WTO和自由贸易的最大受益国，她都不信这一套，一个经济学家凭什么让我们对之确信无疑呢？茅先生对战争正在进行这样铁定事实视而不见，究竟有何深意？

　　当然我承认，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地遵守自由贸易的秩序，战争的危险的确比过去小了。但不要忘了，大家在贸易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因为游戏规则由西方大国制定，裁判也主要由他们充任。一个手边的例子是：中国虽然加入了WTO并作出了巨大让步，但美国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就意味着中国出口到美国市场上的商品，成本怎么衡量，价格如何定，中国说了不算，美国说了才算。这样一个“自由、平等交易的市场”，美国当然乐意“保护好”。

　　巧合的是，差不多就在茅先生作这篇演讲的同时，某网站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94．64％被调查者认为“国内经济学家一心为利益集团代言”。茅先生在演讲中先是以“享受人生”宣扬不要抵制日货，然后又以“WTO和市场存在”为由，替正在进行战争的美国辩护，是在为谁代言？有没有“反认他乡是故乡”呢？我不敢妄作结论。但有一点我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是非常善于在全球化过程中整合作为他国既得利益者的精英阶层的利益，并透过他们对付这些国家的下层民众的。其中的逻辑正像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来反对本民族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