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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年代，爱之觉醒
以理想主义开始，以实用主义结束。
文化大革命10年间，爱情一如在压抑中等待爆发或死去的火山。
终于还是在等待中爆发了。
一切来得如此之快，我们甚至还来不及准备迎接这突如其来的幸福。
当西方媒体开始用“中国巨变”来形容这30年间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奇迹的时候，他们尚且来不及发现随之而来的中国社会的变化。
择偶标准的变化是社会变迁的必然。经济发展得越迅猛，社会文化冲击得越深重，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就变化得越彻底。
由于政治与体制上的逐渐松绑，社会分化随之扩大，尤其体现在经济上。于是，在过去的30年间，经济条件以不同形式体现于择偶标准中，并且，在其间的比重速增。
1977～1987
至上的学历，浪漫的情愫
1977年，在高考之外，谈恋爱也成为了那一年的关键词。在这一年，爱情开始与阶级感情稍稍分开，恋人们手拉着手逛公园，轧马路。
1980年4月，新《婚姻法》施行。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并经调解无效。中国人终于承认爱情应该成为婚姻的灵魂。
“张建国，男，××矿务局煤矿工人，27岁，预备党员，爱好文学，无烟酒嗜好。欲求心地善良，能料理家务，有正式工作的女人为妻。”旧报纸已经变脆，色呈暗黄。这是一则刊载于1984年某报端的征婚启事。
历经几番政治运动，一度忘却自我，国人渐渐在情感意识上复苏，不再对家庭生活羞于启齿。政治面貌、家庭出身已不再成为择偶话题。
而最能触及这一代人内心深处最柔软部位的是：知识。而学历则成为新时代青年们择偶最重要的条件。大学生、研究生、留学生，那时的学历已具象为一个人前途理想工作事业情调趣味的标志。特别是那些文学青年，他们在外表上往往是挺廓的白衬衣，蓝色的喇叭裤，以及总不离手的一卷书——这一切对于那些对生活憧憬干涸了十几年的青年来说，意味着有知识，有文化，懂生活。
理想，或者是理想主义，这个上个世纪80年代的关键词同时也主宰着我们的择偶观和爱情观。
最明显的变化反映在那时候的大学校园里。在经历10年禁锢之后，各种思潮在高校校园产生了激烈的交锋，对自由的渴望、对传统的叛逆、对激情的追求，那些被理想主义烧灼的大学生们原有的爱情观被来自西方的爱情观所改变。穷困潦倒，缺乏温情，是他们父辈家庭最明显的特征，这使他们对家庭产生了本能的怀疑。那时候，萨特和西蒙尼是他们的偶像，他们羡慕并且崇拜萨特和西蒙尼，甚至，在他们中有人试图模拟二者的生活方式。
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以失败告终，像他们的父母一样，他们最终也走进了婚姻的围城，当时的中国并不具备彻底理想主义的土壤。
那个年代，一个叫琼瑶的人对女青年们爱情择偶观的影响是注定要被写入史册的。1982年，《海峡》杂志刊出了《我是一片云》，据说这是琼瑶小说在大陆最早的现身。之后，琼瑶爱情小说红遍九州。在琼瑶笔下，爱情惊天地泣鬼神，甚至无往而不胜。受其影响，女青年们对爱情有了过高的评价和期望。然而，用不了多久， 一个个从琼瑶故事里走出来的女孩，在经历了一场或几场恋爱后嫁为人妇，她们终于发现被琼瑶欺骗了。
于是在那个年代的尾巴，实用主义开始左右人们的择偶选择。当时放开的经济政策，孵育出一批“万元户”，这对于当时工资以等级来标定，每月大多只有一二百元的国人来说，是一笔“大财富”。万元户的生活水平在消费相对平均的年代里显得很阔绰。于是，“万元户”这个名词又成为八十年代末期，择偶条件中的“磁石”。
以理想主义开始，以实用主义结束。
1990～2000
婚嫁改变命运
到了90年代，当功利主义彻底取代理想主义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的时候，漂亮的姑娘在日渐包容的社会里获得了许多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其中，包括婚嫁、交换甚至出卖。
最先开放的深圳，给了人们充分的想象空间。从那时起，港商、台商以及日本公司纷纷在深圳的投资建厂，大量的内地青年也涌入深圳。在那里，涌动的是发财的梦想和欲望。还有许多年轻漂亮的姑娘，也梦想着能够在这个离“花花世界”最近的地方找到自己的“白马王子”。
陈小艺主演的《打工妹》反映了打工者在都市中的生活状态，但更多的是从正面来进行表达。电视剧中的女主角坚持自己的尊严，而现实生活中，很多姑娘被金钱收买。
“傍大款”是商业区的择偶热门词，这与香港人称女子“钓金龟婿”有同工异曲之处。但有钱人总是少数，于是大款成为稀缺资源，许多姑娘在不能明媒正娶的情况下，也甘愿屈为“二奶”。
据资料统计显示，在珠江三角洲“包二奶”的港台人士约有十万。并且当地法院频频受理此类案件。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曾对媒体表示﹐广东省因毗邻港澳，因此“二奶”现象最严重，往往会有香港元配结队来深圳起诉丈夫。“二奶”开始进入法律的语境，如何调整“二奶”引发的社会关系，成为法学界关注的焦点。
然而，形势并不会因此而改变多少。多的是梦想着住大屋、穿名牌、享受人生的女人，而大款始终是婚姻市场中的稀缺资源。激烈甚至惨烈的竞争在所难免，但这个时候，在大款之外，人们其实比以往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传统演变的“香饽饽”是高层知识分子。尽管1990S年代后期有“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调侃，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掌握高科技的人才，或许在不经意间就成了CEO，即使投人门下，也有高薪水作为保障，同时，因为学识修养，依旧受到姑娘们的追捧。
如果很幸运地，你有海外关系，那也会成为最有吸引力的择偶条件。改革开放之后，开放的中国开始以各种途径走向世界，出国潮的兴起使海外的亲戚显得益发珍贵。
婚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改变命运的手段而被过度使用。在长相上受到上天眷顾的女孩，前途一片大好。因为，女人的相貌始终是男性的首要要求，甚至是唯一要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自始没有改变过。如果天生丽质，而且温良淑德，那当然更好。但天生丽质是更重要的标准。
新千年，爱的多元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转眼进入新世纪，这个时代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工业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大量女性就业，在许多岗位上毫不逊色，甚至比男子更为出色地创造财富；教育普及、社会交往和流动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选择和再选择机会的增加；所有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都重塑着女性，进而影响了男女的择偶观。
进入新千年
如果没有爱就退而求其次……
新千年之后，人们对择偶标准的多元呈现表现出空前的宽容。年龄不再是界限，婚否也不再是障碍，只是在钱袋子与真感情间挣扎。
进入新世纪，花容月貌并且才华横溢的适龄女子在大都会中已比比皆是。那样的女子，通常有着比较高、比较稳定、比较有保障的社会地位和收入。她们往往更多地强调人格尊严、自由和独立，也更有可能抛却经济因素来考虑择偶条件。另一种可能同时出现，在经济条件之外，她们在择偶时对男性有更多的期待，甚至是近乎完美的期待：既要是成熟稳重的，还要是机智幽默的；既要有相近的价值观，还要有相当的人生追求；既要是务实耕耘的，还要是浪漫有情趣的；尽管没有经济上的苛刻要求，但必须是有能力的。
她们骨子里有不同程度的小资情结，张爱玲与亦舒们对这些人往往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她们极度理性却也极度感性。相比低于她们的女性，这些人更渴望纯粹的爱情，似乎也应该更有条件获得纯粹的爱情。
而“男高女低”的择偶趋向丝毫没有要改变的意思，她们中那些不肯屈就的，一不小心就变成了被挑剩的大龄女青年而被社会称之为“剩女”。
她们也能慢慢想开，但后来者比她们想得更开。亦舒笔下的女主人公喜宝是很多人的写照：“首先想要得到很多很多的爱，如果没有爱就退而求其次要很多很多的钱，如果钱也得不到就希望自己拥有健康，如此仍是快乐。”
择偶间的年龄跨度近年来日益扩大。如果说2002年24岁的跳水皇后伏明霞嫁给当年正值“知天命”之年的梁锦松还给大众带来一些骚动，那么2005年28岁的广州外语学院的研究生翁帆嫁给当年82岁的杨振宁却并未引起地震，杨翁以恩爱表情十指相扣出现在各大场合。“这是他们两人之间的事情，各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没什么特别的感想”。随机接受的采访者表示。
这真是一个最感性的时代，却也是一个最理性的时代。
“80后”
更为张扬、更为现实、更为多元
“80后”这群独生子女转眼迎来了他们的婚恋高峰期。自我，现实，个性鲜明，善于接受新事物，是对“80后”的性格概括。他们的择偶观区别于前几代人，也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特征。
网恋，在这群人中流行。QQ是他们的宝贝，在家里只要用一台电脑，一根网线，就可以通过这只小小的企鹅来认识全国各地的朋友，甚至将情意洒向全世界。“80后”K歌时热唱《死了都要爱》：死了都要爱/不淋漓尽致不痛快/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足够表白 /死了都要爱/不哭到微笑不痛快 /宇宙毁灭心还在 /把每天当成是末日来相爱/一分一秒都美到泪水掉下来”将爱唱得荡气回肠。
或许是因为成长过程中的寂寞，他们对感情表现得饥渴，对出现在电脑屏幕上的承诺同样激动不已。他们可以在认识一周后毅然领取结婚证书，但又因为一起相处觉得陌生不适应而分道扬镳，形成“闪婚”与“杯水夫妻”的现象。
这是“80后”中的自信者，他们敢爱敢恨，从不担心失败。
而且，“80后”女孩在择偶标准上对异性的身高有严格的要求：“身高必须是在1米80以上。” 在调查中，有87%的女孩及其家长表示在意男方的身高。
同时，一份针对生于“80后”单身女性婚恋现状的调查报告显示：她们在择偶的问题上更加“现实”。其中89%的女孩表示很难在“房子”问题上让步。她们中的大多数要求，车子、房子、票子一个不能少，即使强调自己更看中感情的人，但男性的经济实力对她们具有明显的吸引力。
难怪台湾作家刘墉残酷地对儿子说，一个男人，如果你没有成就，只是哄女孩子，那是不够稳定的；女人常常会很轻易地甩你。刘墉还叮嘱他儿子要找能够帮助自己在社会上有成就的人。
出生于1972年的王松海，吉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毕业，自称资产过亿，曾专门组成“征婚班底”，从前期的策划，到各地的广告版面洽谈，以及对应征者的接待与记录工作都安排了相应的工作人员负责处理。
“电话接个不停。”负责郑州地区的爱情工作室人员称许多女孩打来电话咨询，另一端负责处理电子邮件的工作人员则忙着回复1000多个应征邮件。而这仅仅是郑州地区的应征情况。按策划，为此次征婚行动投资500万的王松海还将继续在其他城市推出。“有很多是在读的学生，甚至还有高中生。”工作人员坦承 “金钱的魅力不可小视”。
“如果有钱是错，那我愿意一错再错。”在“80后”眼里：财富至上。
在经历层出不穷的“亿万富豪海选征婚启事”之后，“网恋”、“忘年恋”、“闪婚”、“闪离”、“一夜情”……任何有关择偶或婚恋的新闻都已经很难惊世骇俗，除非立马进入一个改写历史的女权社会。
“女权社会有一样好处——女人比男人较富于择偶的常识，这一点虽然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却与人类前途的休戚大大有关，男子挑选妻房，纯粹以貌取人。女人择夫，何尝不留心到相貌，可是不似男子那么偏颇，同时也注意到智慧健康谈吐风度自给的力量等项，相貌倒列在次要。有人说现今的社会症结全在男子之不会挑选老婆，以至于儿女没有家教，子孙每况愈下。”
张爱玲批判过后的大半个世纪，情况似乎没有任何好转。
当即将结束本文的时候，记者突然想到用狄更斯的那段话结尾似乎再恰当不过：“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