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悟”在儒家教育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与表现形式

　　如果说“仁”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儒家教育实践追求的目标，那么“悟”、“导悟”便是达到这一核心目标的根本方法。

　　（一）“悟”是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基本手段

　　道德教育是儒家整个教育实践活动的中心，儒家理想的教育目标是培养既能“修己”又能“安人”的君子。诚如《礼记·大学》开篇所提出的那样：“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对君子的素质要求中，又以“修己”为重。“修己”即“明明德”，“明德”的范畴以孟子所概括的“人伦”（即“人道”，指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五对人际关系，包括“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主，也指其它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行为准则。而要“明”这些“明德”，使社会道德要求转化为个体稳固的品质特征，以构成君子所必备的完美的品德体系，除了立志乐道，身体力行，改过迁善等方法外，一个更重要的也是贯穿这些修养方法的功夫便是“悟”：人只有有“悟性”，会“悟”（而不仅仅是了解，接受），才能领会圣人的教导，并自觉地融汇于自己的行为中，达到至善至真至美的境界，“学至气质变化方是有功”。这样的思想在孔子及孔门弟子的教育活动中遍拾皆是（尽管在像《论语》和《礼记》这样的经典中通篇找不到一个“悟”字！）。如《论语·八佾》记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说的是当子夏读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几句诗，问是什么意思时，孔子就启发子夏说：“绘事后素”，即作画须先有素洁的粉底。子夏听后，忽有所悟，想到“礼”本于情，先有情而后用“礼”去表达并节制，情发在先，“礼”发于后，“礼”须建立在“仁”的思想感情的基础上，但对这个想法还不能十分肯定，于是进一步试探着问：“是说礼在后吧？”孔子听了非常高兴，称赞人必有子夏这样的悟性，才够得上论《诗》，并认为这种广开思路的研究方法对自己也很有启发。很清楚，在这里，孔子注重的是使学生主动地去寻思“为仁”的思想感情的重要。他避免了用简单的道德说教，而是利用形象思维的作用，由生动具体的画画引向抽象的道德观念，以便在受教育者的头脑中造成深刻的印象。因此，其高足颜回赞孔子的教导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但又深深地感觉到他“循循然善诱人”，使人“欲罢不能”，这就是孔子导“悟”的艺术。又如：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在孔子问及其一贯之道时，曾参能迅速作出反应，以“忠恕”二字概括之，这又是何等的悟性！同样的道理在《礼记·学记》中则记载为：“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教育者只有具备这种导“悟”的功夫，才能使受教育者达到“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虽离师辅而不反”的境界；反之，则是一种“隐其学而嫉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的失败。

　　道德品质的养成仅仅依靠说服教育是不够的，必须启发人的内心自觉，必须有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积极参与，由“他律”逐渐上升为“自律”。因此，在德育实践中，“悟”尤显重要。笔者以为：德育中的这种“悟”，首先表现为教育者要有较强的教育悟性，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情境方是教育的最佳时机；其次表现在导“悟”的功夫，即启发学生从教中“悟道”，并逐渐养成学生自我觉悟、自我教育的意识和能力，这一导“悟”的过程，需要教育者具备高超的教育艺术，知道学生的心理与需要，知道从何处着手才可导出学生的“悟”。而以上两方面在实践过程中要综合、巧妙地进行，还需要师生双方的默契与配合。导而不“悟”或无“悟”乱导都不能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如果教师有相当的教育“悟”性，又导得得法，则不仅可使学生学有所“悟”，“悟”有所得，同样也可使教师自己在导中得“悟”，获得更高层次的发展。

　　（二）启发性教学是“悟”在教学活动中的表现

　　教学活动是儒家实现教育目标的基本活动，儒家教学思想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理论观点也是多姿多彩的，启发性教学是其中相当精彩的部分，笔者以为教学强调启发性恰恰是“悟”在教学过程中的表现。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论语·述而》）说的是教学应以学生“愤”和“悱”的状态为前提，这是为“悟”作准备；而“举一反三”则是经过教师“开其意”、“达其辞”的功夫后学生“悟”的过程和结果，也是教学过程追求的理想目标。《礼记·学记》中“故君子之教喻也……”而且从“喻”到“善喻”再到“博喻”，不断地对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其结果也都是为了让学生有所“悟”，要求学生积极主动地去探索，而不是教给现成的思考结果。《论语·先进》中有一段“闻斯行诸”的记载，说的是子路和冉有两个性格迥异的弟子问孔子同一个问题：听到了一个很好的主张，马上就去做吗？孔子给予的回答是截然不同的。这一段历来都被认为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典型。笔者认为，对当时在一旁目睹整个过程的第三个学生公西华而言，又何尝不是一次“悟”的过程？孔子直接教的是子路、冉有两人，而对公西华来说，经过孔子的解说，他也从中“悟”到了一个道理：对人对事不能墨守成规、整齐划一，而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

　　当然，孔子的启发教学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在“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过程中，过分强调了教师的权威和尊严，而并不真正彻底地教给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孔子称学生为“小子”，师生间有明显的尊卑之别。孔子对学生讲授使用的是不容商量的教训口吻：某某，我现在教你，你知道吗？“由，诲女，知之乎？”要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够恭敬，孔子会大发脾气。宰予在孔子门下学习的时候，有一次白天偷懒睡觉。孔子生气地骂他是没法雕凿的腐烂木头，是没法粉饰的粪土之墙：“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孔子对学生只是进行教训，而不愿跟他们争论。他认为跟人争论是有失尊严的，“君子矜而不争”。而不进行充分的说理，往往不能使学生理解。在《论语》里有不少这样的记载。例如，樊迟问什么是智，孔子回答：“知人。”樊迟不明白。孔子说：“举直诸枉，能使诸枉直。”樊迟还是不明白，但孔子没有再解释。樊迟恭敬地离开了老师。过了好些天，遇到子夏，樊迟把孔子的话重复了一遍，问那是什么意思：“子曰：‘举直诸枉，能使诸枉直’，何谓也？”很显然，他对孔子的教导完全不理解。这是学生经过苦“悟”而未有所得，孔子也不再教他的典型事例。在孔子的教学实践中，师生之间虽强调“导”与“悟”，然而因其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它只能是一种不彻底的启发式。但是，通过引导学生“悟”的方式，让学生主动思考，找出答案，毕竟体现了“授人以渔”的教学思想，至今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儒家教育思想中的“悟”对现代教育的启示与借鉴

　　儒家教育思想中有关“悟”的思想，其最宝贵的历史价值就在于它立足于人，把教育过程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认为人是有理想有悟性的动物，教育过程重在启发人的悟性。它强调人的内心自觉：在道德教育中要求有一个主动内化的过程，在教学中要求有一个积极思考、主动探索的过程，这些都反映了教育活动的客观规律，因而是值得肯定和继承的。但是，“悟”的前提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师生关系，在互相尊重、民主平等、共同探讨的氛围中，人的悟性才会被激发，才会在“悟”中进一步体现出创造性的思维过程，这恰恰是传统儒家思想所缺乏的。借鉴儒家教育思想中的“悟”，联系当前教育教学改革，笔者以为可“悟”出以下几点启示：

　　（一）“悟”是教育过程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结合

　　教育过程无疑要教给人科学的知识以及获取这些知识的方法和能力，教人体悟在获取这些知识和方法过程中的各种情感过程，同时，也必须让学生理解这些知识和方法对社会、对人类、对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从而使生命的质量由生存而提升为生活。现代社会的教育应该教人学会生活而不仅仅是学会生存。一个纯粹由科学的思想和方法训练出来的儿童只能是一个可怜的怪物。良好、有效的教育活动既要遵循客观的规律，以科学思想作指导，又要给儿童的心灵以更多的人文关怀。

　　（二）“悟”是修身之要、教育之法

　　自觉内化是品德养成必经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番“悟”的功夫就没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的培养。在德育过程中，首先要选择符合现实生活的、能真正触动人心灵的材料作为教育的内容，这是引导学生感悟、思考的基础，否则会使学生连接触一下的兴趣都没有，更不用说去“悟”了。其次，教师须在丰富的教育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反思，使自己充满教育“悟性”，善于从学生的一句话、一个动作甚至一个眼神中捕捉瞬息即逝的信息，把握教育的良机，及时地给予学生适当的点拔和引导，这是一种高超的教育艺术。再次，教师须掌握“引而不发”的技巧。良好的教育效果不会出现在教师把一切都说白了、说透了的时候，而必定体现在留有余地，让学生自己寻思，经过苦苦探索而后豁然开朗那一刻。

　　（三）“导”与“悟”的结合是一种理想的师生关系

　　在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要职责是“导”，教师以自己的学识、能力和人格魅力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用心思索，而不是以角色权威强迫学生跟着走。尽管双方发挥作用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教师主“导”，学生则以主动探索有所“悟”，但两者协同活动的前提是双方地位的平等；不平等的师生关系只会出现“导”得过分权威，“悟”得并不自由的局面。因此，目前的教学过程应改变学多问少、听多“悟”少的状况，还给学生头脑，还给学生思考的时间和机会，真正体现教育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


　　【参考文献】

　　［1］袁征． 美德是不是知识—苏格拉底与孔子教学法的比较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1999，（6）．

　　［2］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M ］．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0．

　　［3］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编务组．孔子教育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

　　［4］钟肇鹏．孔子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