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的石头

　　《儒教与道教》最早发表于1916年，是宗教社会学比较论文《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中的一个部分，并非独立成书。实际上把《儒教与道教》独立出来成为一本书的，是中文译者干的。读这本书，首先要弄清楚这个事情。

　　马克斯·韦伯的研究一贯坚持完全的价值无涉，不管是他所处的西方还是对他来说遥远的东方，对他来说并没有两样。对于中国的许多儒家学者们来说，因为价值无涉并不是中国传统所提倡的方法论，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责任感使他们不能跳出三界外，冷静地去看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而马克斯·韦伯提倡的，恰恰是这种精神，即研究“是什么”，而不是去研究“应该是什么”。弄清楚这两者的区别，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很重要，因为只有明白马克斯·韦伯的方法，才能理解他的著作。

　　现代儒家研究者们多对马克斯·韦伯持有怀疑，原因是马克斯·韦伯并没有到过中国，也不懂汉语，他对于中国历史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的理解，基本上来源于第二手的翻译资料，因此，尽管他在作关于中国的结论的时候很是小心，但仍旧不免有许多遗漏。但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斯·韦伯虽然在细节上犯了很多错误，但他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描述和论断却入木三分，比许多终生生活在中国的人还要精辟得多。所以，现在看来，马克斯·韦伯的这块他山之石，硬度足够攻破中国这块玉石了。

　　中国有过资本主义萌芽？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主要的研究目标是清教伦理和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的生成关系，他的结论是清教伦理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儒教与道教》中，马克斯·韦伯研究的是：儒家伦理与中国资本主义精神阻力之间的生成关系，而他的最终结论是：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几年前中国学术界曾经有过一场争论：中国到底有没有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反对者对于传统学说中的明清时期的资本主义萌芽表示了他们的异议，认为那些所谓的纸币的出现、金融业的出现、货币税收代替实物税收、对外活动等等，虽然披着资本主义的羊皮，但骨子里却仍旧是极权社会的本质，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全是假的。

　　在马克斯·韦伯的书里，我们很容易就能找到相似的论点，在这场争论的几十年前，马克斯·韦伯已经给这场争论下了结论，货币经济和对外活动的出现，并没有给资本主义提供发展的空间，反而强化了传统统治，因为最终赢利的不是新兴的资本家，而是传统的统治阶层。虽然对资本主义来说，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但很显然，威权者并没有给它发展的空间，原始的小农经济没能够发展成为大型的经营体，地主阶层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发展成为新兴的资本势力，中国资本主义出师未捷身先死，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儒家伦理的复兴？

　　儒生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士大夫，士大夫阶层用时髦的说法，就是知识分子阶层。士大夫阶层在中国活跃了两千年，从孔子开始，到满清结束，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和威权者既是合作者又是对立者，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这个阶层，影响了极权王朝大部分的行政权力，虽然他们在和威权者的斗争中起起落落，但没有他们，中国两千年的制度将会完全不同。在两千年后，他们终于随着极权制度同时倒掉。而对于士大夫阶层的研究，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从几年前开始，国学重新成为流行的热点，但这股热潮并不能说是国学热，更多的是儒学热。在被打倒将近100年后，孔家的千年老店，又重新装修开业，这种热潮以于丹的《<论语>心得》为巅峰。虽然于丹的心灵鸡汤在真正的学者眼里不值一提，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儒家学说正在以飞快的速度复兴，儒家伦理也正式被重新推到中国人的面前。

　　实际上，儒学并非不能复兴，重提儒家伦理，对于我们认清楚自己、看明白未来的路还是很有补益的，关键是我们要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传统的儒家伦理和儒家精神，完全地复古和盲目地崇拜并不是可取的方法，我们应该用更多的理性去考量儒家伦理的价值，91年前马克斯·韦伯的论断或许过于偏颇，88年前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否定或许过于激进，但现在，我们的知识分子有足够的时间和理性去重新做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