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种形象是“僵化”。经过一千多年的流传，孔子的形象到了宋代就渐渐被理学家所“僵化”。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来看，“僵化”是“正统化”难以避免的逻辑结果。首先，宋代皇帝进一步制造了尊孔的社会氛围，宋太祖赵匡胤多次去国子监主持盛大的祭孔仪式，宋真宗赵恒亲自去曲阜祭孔，追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有了统治者政治上的大力倡导，理学家就努力把孔子改造成只知维护天理、极力遏止人欲的“僵化”形象。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孔子之所谓‘克己复礼’，《中庸》所谓‘致中和，尊德性，道问学’，《大学》所谓明明德……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春秋时期的孔子思想丰富多彩，何尝“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呢？孔子曾经提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提倡“君子不器”，意即人们应该具有多方面的才能，鼓励人们搞些下棋、射箭有益身心的活动，甚至还赞赏这样的生活态度：暮春三月，穿着春装，集合几位友人去郊外休闲，在河中游游泳，在高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吟唱着诗歌归来。
然而理学家舍此不论，一定要把孔子“僵化”成一个干巴巴只会以天理灭人欲的政治说教者。清代大学者戴震对于理学家的观点严加抨击：“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应该说，孔子这种被“僵化”的形象对于后世起到了非常不好的影响。近代以来，孔子思想受到攻击，孔子形象受到“丑化”，皆与此不无关系。
第六种形象是“维新化”。晚清康有为搞“戊戌变法”，他需要发掘古代思想资源作为变法的理论支撑。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把孔子塑造为维新运动的祖师，认为“六经”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按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假托古人尧、舜的言论而亲自写成的作品。那么，孔子为什么要“托古改制”呢？康有为认为孔子以“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意思是说：孔子作为一个老百姓想要改革国家政治制度，简直耸人听闻，不如假托古代帝王尧、舜的名义来进行，既不使人吃惊，自己也可以避祸。这些言论无疑是康有为的“夫子自道”。康有为想要变法，挽救奄奄一息的清王朝，面对的是一大帮清王朝旧制度的维护者，他只能抬出一个经过改造后的“维新化”的孔子形象与之抗衡。
康有为在《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序》中说：“孔子之道，其本在仁，其理在公，其法在平，其制在文，其体在各明名分，其用在与时进化……故曰孔子‘圣之时者’也。”按照康有为的解释，孔子之道的作用是“与时进化”，这无非是说孔子思想的本质是要不断改革，不断维新，否则怎么能跟随时代一起“进化”呢？康有为在这里再次强化了孔子与时俱进的色彩，塑造了一个“维新化”的孔子形象。
第七种形象是“丑化”。晚清以来，孔子的形象江河日下，或被严重扭曲，或被无情抨击。太平天国洪秀全率领农民起义，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阶层，对于所谓“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的孔子本人及其思想自然全无好感，他说：“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太平天日》一书编造了新的神话：天父上帝审判孔子，命天使捆绑及鞭挞他。孔子跪在天兄基督前哀求不已，上帝始命停止鞭打，永不准他下凡。太平军所到之处，焚烧孔庙，捣毁孔子像。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凡一切妖书，如有胆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太平军抵制孔子及其思想，或许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对鬼神持怀疑态度。洪秀全创立上帝教，对于不信鬼神的孔子自然要打倒丑化。这是因政见及信仰不同而遭到丑化。
后来，袁世凯窃国、登上民国总统之位，定孔教为国教，提倡尊孔读经。章太炎写《订孔》一文，指出儒学是“中国的祸本”，孔子“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我们今日要想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号召青年：“以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塞绝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
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认为孔子的忠、孝观点是维护宗法专制制度，“儒家之主张，徒令宗法社会牵制军国社会，使不克完全发达，其流毒不减于洪水猛兽矣”。吴虞痛骂孔子为“盗丘”，说“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这些批判在当时看来不无道理，但情绪化、夸张化的言论色彩，不免使孔子形象受到严重“丑化”。
在西方历史上的三种形象
几百年来，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孔子在西方历史上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形象。第一种形象是“哲人”。第二种形象是“智者”。第三种形象是“完人”。
孔子思想大概从16世纪开始主要是通过西方传教士传播到西方的。几百年来，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孔子在西方历史上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形象。第一种形象是“哲人”。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史》中说：“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孔子。他所说的和他的生活态度，绝不逊于我们古代的哲学家；许多西方哲学家无法与他相提并论。故此，他所说的或所写的，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奉为金科玉律；直到现在，所有的帝王都尊敬孔子，并感激他留下的遗产。”“虽然不能说在中国哲学家就是国王，但可以说国王是受哲学家牵制的。”
利玛窦来到中国，看到读书人穿的是儒服，念的是四书五经，讨论的是孔孟之道，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也信奉儒家学说并以之治理天下。这样耳濡目染之下，他向西方传达的结论就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孔子。”这一切就显得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