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编自日本漫画的电影《墨攻》2006年11月底开始上映，票房成绩不俗。该片讲述2300多年前墨家弟子革离运用其高超的守城术与技战法帮助弱小梁国抵御十万赵军的故事。 
　　有“疑似专家”断定影片编导对墨学“知之甚少”、“无知者无畏”，这种苛评显然低估了《墨攻》。《墨攻》诞生于中国电影市场的意义，关键不在于电影人是否完全读懂墨子，而在于墨子之精神回归大众生活，因此值得从社会转型与传统再造的角度解读“中国重新发现墨子”这一现象及其精神内涵。
　　墨家之思想
　　1990年代以降，随着民族主义的抬头，中国“尊孔运动”可谓热闹非凡。近几年更是如火如荼。“读经运动”、“汉服秀”、“文化保守主义”，凡此种种，从文化生态上来说，本无可厚非。令人忧虑的是，当那些自封为“新儒家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试图为抢占头排地位甚至呼吁建立“儒教”，或者如有人批判以尊孔之名“讨政府以德治国的欢心”时，笔者发现这些“文化投机者”或复古者未得要领——其实，近三十年来中国早已另辟蹊径，在被罢黜的百家（如墨家）之中寻找智慧，并不认同才子佳人们跪在孔像下面的“独尊儒术”。
　　中国重新发现墨子，此一特征，最近几年表现尤为明显。透过最近几年中国主要的政治议题，不难发现，诸如“创新型国家”、“和谐社会”、“和平崛起”、“节约型社会”等等都能从墨家学说中找到精神或思想之源流。
　　一、创新型国家。中国政府讲创新，讲科学发展观。然而，若以科学传统来论，墨子不愧是中国的亚里士多德。墨子的科学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墨经》以及《大取》、《小取》之中，里面既有科学概念的定义，也有方法论的探讨。墨子善于从几何的观点看待具体世界，并且做了世界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墨子曾制成“木鸢”，据说三天三夜飞在天上没掉下来。难怪有人说，倘使墨学不曾没落，中国早成科技大国。可惜古代思想家只墨子重视科技，而后来者都搞科举、忙着争当七品芝麻官去了。直到今天，谬种流传，科学家求官成风以至于无所作为的例子屡见不鲜。
　　二、和谐社会。近年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推动中国社会的改革，开展社会建设，“和谐社会”自此而出。同样，“兼相爱”也是墨子的核心思想之一（与“兼相爱”齐名的“交相利”同样可被视为市场经济的一个精神源流）。尽管中国知识界在解构什么是“和谐”时与官方话语时有出入，但是二者与“兼相爱”相行不悖。
　　孟子曾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显然，墨子兼相爱始于人性平等的原则。在他看来，人性本无差别，如同蚕丝一样，“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两千年后，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提出了“白板论”）。基于人性有“恶化”的可能，墨子先于韩非提出了“法治”，规范人性。墨子反对“命定论”，称“执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
　　三、节约型社会。几十年来，在“GDP压倒一切”的政绩观的引导下，中国资源的过度开采与对环境的破坏早已有目共睹。无论是生态社会主义还是节约型社会，都是对这种只图一时一势的经济增长敲响了警钟。
　　众所周知，墨子也讲求节约，主张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反对繁文缛节，反对厚葬久丧，认为这些都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
　　四、和平崛起。近年来，面对西方国家的担忧，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强调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中国要做负责任的大国。与此对应，墨家始终站在民众立场上，其“非攻”思想是建立在弱小一方的基础上，认为战争是一种盗窃行为，战争的获利者为君主，受害者为人民。应该说，墨子是世界上最早的和平主义者，也是中国最早的世界主义者。关于这一点，在影片《墨攻》中同样有所体现，主人公“革离”或许就是“革命，然后离开”，是个切·格瓦拉式的革命流浪汉。
　　针对大国侵略小国，墨子提出了尖锐批评。在墨子看来，这些“精神分裂者”以偷人一瓜一果为耻，却以侵占一国一城为荣，实为“颠倒黑白”。所谓“窃人之桃李瓜姜者，数千万矣，而自曰义也”。
　　五、中国重提社会公正与墨子精神遥相呼应。
　　无疑，社会公正同样是墨子坚守的一项重要价值。墨子痛恨“国相攻”、“家相篡”、“人相贼”、“强劫弱”、“众暴寡”、“富侮贫”、“贵做贱”。在《非乐上》中，墨子批评当政者无视民众生存权与休息权，指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从这方面说，新领导集体的“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与墨子之“三不得”在精神上亦有契合。今天，中国政府在逐步解决了民众“不得衣”与“不得食”等“温饱问题”后，开始着力解决“不得息”的问题。显然，从总量上说，中国民众已经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休闲的权利。
    从墨子到胡适 
　　尽管“三个代表”理论与墨子的“三表”思想并无关系，但是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后者与上世纪初胡适舶来的“实用主义”有着相同的精神气质。
　　墨子所说的“三表”，即本古者圣王之事，原百姓耳目之实和用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前二表讲的是知识的来源，既强调经验与传统，又主张民众当拥有解释权和创造力（这一点颇像胡适主张的“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至于后者“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更可视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古代版。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神似”，早在几十年前，胡适称墨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
　　所谓新思想，都是旧主张。每个国家在思想变迁中所取得的进步，都不可能是在一夜之间完成，它必然得益于历史的点滴报偿与累积。在历史并非风平浪静的发展过程中，许多“不合时宜”的思想既会因一个特殊时代的降临被遮蔽，同样会在新的时代开启时重新显山露水。
　　今天，当我们重温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思想历程，许多可以从胡适思想中找到印证。比如，几年前笔者在通读胡适文集时曾经找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真理观。即使我们抛开政治思潮不论，仅从知识的角度来说，邓小平高屋建瓴推动中国改革的“摸着石头过河”和“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等思想与胡适所提倡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主张同样有神似之处。此外的神似还有，胡适早年讲“充分世界化”，中国搞“改革开放”；胡适晚年提倡“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近年来中国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将长期共存；胡适讲“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几十年后的中国政府同样开始着手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
　　进一步说，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传统不仅是不断地发明创造出来的，同样可以不断地被发现。如果说胡适的思想重新被发现是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由极端走向理性的一个注脚，那么中国重新发现墨子更意味着今日中国人在重新寻找自己文明的坐标时已经取得成绩。
    国学不如知识 
　　中国人常讲“礼失求诸野”，却很少谈到知识被主义或国家充公时求诸什么。回顾历史，当一个学派被尊奉为“国学”，往往也是这门学问步入穷途末路的开始。浅显的道理是，国学是国家之学而非社会之学，作为封闭之学而非开放之学。与此相反，我们之所以可以通过知识寻求解放，是因为每个人都有无限接近真理的可能，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不断地学习取得进步，可以通过互相纠错共同推动一个社会滴水穿石的成长。
　　儒学当年成为国家之学，对于其他学派来说不啻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大的一场灾难。众所周知，早在战国时期，和儒家一样，墨家同为显学。孟子曾感慨“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韩非子在《显学》中称“世之显学，儒、墨也”；吕不韦同样孔、墨并举，说“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孔、墨）也——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至于墨家之没落则在《史记》中有所体现。在这部被称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巨著中，有关墨子这个“人”的记忆几乎消失殆尽。司马迁含糊其辞，只为后人留下寥寥数字——“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
　　或许，儒、墨之分野，关键在于儒家走上层路线，并最终导致文化精英与统治者合流；而墨家来自劳动阶层，走的是下层路线，墨家的衰败，实际上也是中国社会力量在王权背景下彻底衰败的一个必然结果。当王权择器而用，致儒之鼎盛而墨之极衰，难免为历史留下无数“笔头剥削锄头”、“笔头磨秃变棍棒”的悲剧。还应该看到的是，当儒学上升为“国学”与“帝王之学”，同样是儒学被“充公”并最终不能继续发展与自我修正的原因所在。正因为此，笔者认为，一千年来儒学表面上被王权圣化，但内底里早已因为摧断脊梁而被矮化为“侏儒学”。
　　若是墨家文化没有淹没无闻，中国社会不但不会被王权全面压倒，甚至还有可能在其后的漫长岁月里培育出民主政治。只是历史早已不容我们如此多情地假设。回到当下，我们讲“中国重新发现社会”，可以肯定的是，“重新发现社会”的要义在于重新发现个体在历史中的创造，在于尊重每个人的思想尊严与人生价值。在此背景下，有理由相信，今日中国从重新发现胡适到重新发现墨子，作为中国重新发现传统与社会的重要一环，至少在观念上将为中国转型带来一个光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