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的政论散文中，王充（２７－９６？）的《论衡》从内容到表述方式 都别具一格。 
　　王充出自细族孤门，加之仕途坎坷，因此形成了自觉的批判意识，一生志在 纠正世俗的虚谬。《论衡》是他的发愤之作，正如该书《对作》篇所说：“是故 《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言不黜，则华文 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 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王充撰写《论衡》的目的是要使语言的表 达轻重得体，合乎实际，提出辨别真伪的标准，该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这 种作用。
　　《论衡》全书８５篇，现存８４篇，缺《招致》篇。从开始的《逢遇》篇到 《物势》篇共１４篇，选材角度较新。汉代的政论散文多从治国修身笃学方面切 入，这个传统在西汉初年贾谊那里就已经奠定。后来扬雄的《法言》、桓谭的《 新论》基本都是这方面的内容。王充对扬雄、桓谭都很推崇，但《论衡》上述１ ４篇专论在内容设计上却颇具匠心，不与前人雷同。王充不是泛论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道理，而是选取当时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分别加以阐述，其中包括人的遭 遇、命运、天性、才气、骨相等颇有深度的议题，都是围绕着自身的困扰而展开。 这些专论体现了王充对现实的积极参与，同时又流露他对于人类的终极关怀，和 《荀子》的某些篇章有相似之处。
　　最能代表王充疾虚宗旨的是“九虚”、“三增”、《论死》、《订鬼》诸篇， 该书《对作》篇称：“苦夫九虚、三增、论死、订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觉 也。”这些篇章所论述的都是世俗迷妄已久、沉溺最深的问题，涉及的范围非常 广泛，其中包括史书虚妄夸大的记载、天人感应之说、灵魂不死观念等。王充不 但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世俗的虚妄之说，而且对圣贤之言、经典之文也多有辩驳， 指出其夸大失实、不尽可信之处。
　　《论衡》一书是论辩性著作，是一部“实论”型散文。作者用事实说话，援 引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批驳各种虚妄之论。在此过程中，或同类相证，或巧 用比喻，或从生活经验出发，或进行逻辑推理，从必然性、偶然性、可然性等多 方面展开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为了论证得透彻充分，每篇都反复诘难，多 方发挥，文风雄辩，然而儒者病其芜杂。
　　《论衡》一书的文字比较接近汉代口语，既准确精练，又通俗易懂，和当时 那种“深覆典雅，指意难睹”赋颂迥然不同。《论衡》的用词朴实无华，不重雕 琢，在当时文风日趋骈俪化潮流中独树一帜。王充的行文不摹拟前人，完全根据 内容的需要组织文辞，富有创新精神。
　　王充在《论衡》一书的《艺增》、《超奇》、《佚文》、《对作》、《自纪》 诸篇中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文学观点，这些理论和他写作的倾向是一致的，二 者可以相互印证。
　　《论衡》一书以疾虚妄为宗旨，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上的原因，其中 也有许多局限。王充对神学目的论持否定态度，不承认有意志上帝的存在，但仍 然认为人的贵贱寿夭、国家的治乱安危都受时数的支配；他不认为人可以长生不 死，却相信观察骨相气色的相面术；他不承认有雷公龙神存在，但对民间的求雨 术却表示认同。诸如此类的矛盾现象在《论衡》一书中还有许多。王充的理论建 立在朴素直观的基础上，一旦论述的对象超出他的生活经验，就难免在求实上出 现不彻底性。
　　王符的《潜夫论》和王充的《论衡》都成书于东汉中期，也是一部愤世嫉俗 之作，对当时社会上各种丑恶现象及不合理的制度多有指斥，切中时弊。在议论 政治上的得失时，往往采用正反对照和排比的笔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考绩》篇写道：
　　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 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闇应明经，以残酷应宽 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
　　汉代用人制度有诏举贤良、方正、孝廉、秀才、有道、贤能、直言、敦朴、 质直、清白等科目，王符认为群僚举士名不副实，于是把应举科目和所举之人的 品格才能用对比鲜明的反义词逐一加以标示，句法整齐，揭露得非常深刻。桓、 灵时童谣云：“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 怯如鸡。”这首童谣和王符的上述话语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王符是用相反的概 念构成强烈对比，童谣则是使鲜明的形象和徒有的虚名造成巨大反差。《务本》 篇写道：“今赋颂之徒，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 王符批判靡丽浮华的文风，《潜夫论》一书的文字皆朴实无华，准确简练。书中 虽不时显露批判的锋芒，但以温雅弘博见长，不为卓绝诡激之论，和王充的《论 衡》稍有不同。王充、王符以及后来的仲长统，并称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而又 各有自己的特点。
　　东汉政论散文继承了西汉的传统，但文章气势不如西汉。而叙事散文和西汉 相比，在样式上则有所突破，出现了成熟的碑文和游记。
　　东汉碑文和秦代刻石铭文有渊源关系，但东汉碑文不像秦刻石铭文那样凝重 呆板，而是不时有清丽之作。崔瑗的《河间相张平子碑》用简洁的文字展示张衡 的学问品格，文采斐然。胡广的《征士法高碑》短小精悍，多用偶句，妙语天成。 蔡邕的碑文在东汉最为著名，成就尤高。三胡碑虽然都是为胡广所撰，但能变化 体势，不相重复。他的碑文能写出人的各自特征。杨秉是危世抗节之臣，为他写 的碑文直录其事，富有生气。杨赐有清操懿德，深通《尚书》，碑文也就本于经 术，气象渊静。《郭有道碑》和《陈太丘碑》是蔡邕碑文的代表作，历来受人称 道。碑主郭泰、陈寔都是汉末名士，郭泰终身不仕，陈寔先仕后隐。这两篇碑文 没有败笔，时见道气，读其文如见碑主其人。东汉后期盛行品鉴人物的风气，蔡 邕身为士林领袖，也参与了对名士的评议，他是从人物鉴赏的角度撰写碑文，这 和后代那些专门用于树碑立传的文字有所不同，其文学价值也就在于此。
　　马第伯的《封禅仪记》是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游记。该文记叙建武三十二 年（５６）的封禅活动，虽然是按时间顺序依次写来，但其中时有精彩的景物描 写，攀登泰山的艰险场面也写得很传神。这篇游记对泰山的人文景观、封禅仪式 也多有交待，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后来的《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在笔法 上和这篇作品有很多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