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莫高窟，我想哭，鼻子发酸，眼泪含而不落。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但肯定被什么击中了。莫高窟之上，荒山如锥，粗砂覆顶，一眼眼洞窟似一张张排列无序的嘴巴，向着对面浩瀚戈壁，以及戈壁之上的深蓝天空，面不改色地询问和张望。临近河道是干涸经年，一股腐烂了的水停泊在最低的水沟里，像一瓢绿色鲜血。过桥，是一座陈年的门楼，正中高悬的蓝底牌匾，上书苍迈字迹，似乎一张沉默的脸，一个个游人仰面穿过，一粒粒阳光，从莫高窟一侧，穿过轻佻的衣衫。
我一直觉得：蜂拥而来敦煌的人都是轻佻甚至浅薄的，尤其是莫高窟，外表的颓废和败落就是一种无声的决绝和拒绝——在遥远年代，第一个在这里开掘洞窟，为佛画像的人，似乎是晋朝的和尚乐僔，这个步履坚实，信仰笃定的佛教徒，被落日余晖在大漠之上制造的佛光所迷惑，收住脚步，落身成庙。而最先居住在敦煌的若羌民族是不会在意并支持的，逐水草而居是他们最大的习俗和本能——肉身是最大的现实，信仰只有在肉身满足之后，才会在内心之中必不可少，隆重强大。
再后来的北魏王朝一再南迁，向中原民族从服装到习性的无条件效仿和服从，充分彰显了先进文化对于落后文化的侵蚀力和诱惑力。莫高窟流传至今的一眼眼洞窟，似乎从这时候开始一一登台亮相了。而一眼洞窟从开凿到绘制完毕需要多长时间？现在，谁也无从考证，慢和快，熟练和生疏，似乎由那些执灯悬笔、凌空作画的画师们所决定。
我可以断定，敦煌从来就不是艺术的集散地和交流之地，而是宗教和文化相互影响、交流下的自发民间行为。至于莫高窟被现代人所膜拜的艺术，大抵是民间画师们寂寞创作，在数千年后中国的一次伟大胜利——冷兵器年代，啸聚西域的游牧民族，生产力的高下、人和牲畜的多寡，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和民族的生死存亡。若羌民族败落远遁之后，原先居住在甘州（张掖）等地的月氏民族，被“有骚味儿”匈奴大军接连击败，一路向西溃逃，在敦煌刚刚站稳脚跟，就遭到了来自祁连山和阿尔金山的党项、回鹘、吐蕃等民族的侵袭。
频繁的战争并不能左右宗教和文化的蔓延和传播，更无法阻止那些为（仅仅为）养家糊口而长年累月开凿洞窟、绘制画像的平民工匠和画师们——当战乱来临，达官显要可以卷财而逃，平民只能逆来顺受，在刀枪的夹缝当中苟活存命。直到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卫青、霍去病大军千里长驱，击败在河西的匈奴，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四郡的先后设立，贯通中西、光耀千古的丝绸之路正式开通，敦煌乃至整个西域才渐趋稳定下来，丝绸、香料、茶叶、玉器和铁器频繁流转之间——驱驼策马的商贾、负笈往行的僧侣、旌旗半卷迁徙的民族……每一个具体的人，其本身就是活泼生动的文化和凝重庄严的宗教移动载体。
在古代中国，西域诸国的安定与战乱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原王朝的影响。唯有时间，才是人类最强大的敌人。强盛汉朝的衰落无可避免，西域再度陷入争夺的混战——民族之争无外乎疆土和现世利益，作为汉王朝西大门的敦煌，必然成为了各民族争夺和厮杀的主战场。其间，一个民族胜利了，一个民族必然消失和逃匿。而作为与世无争的宗教胜地，莫高窟显得悠然自在，一些平民为躲避战祸，削发为僧或者束发为道，在马蹄践踏、烟尘横飞的年代，终年委身佛窟，晨钟暮鼓，了却虔诚抑或无奈的人生。
宗教是尘世的天堂，人心的上帝，俗世红尘之中唯一的避难所，宗教的无上威严和清净无为，使得凡俗的人，甚至挥舞马刀，杀人无算的将军，也从内心感到一种惊惧和崇敬。在古代中国，人是有禁忌的，并能够自觉恪守。宗教的力量可以让苦难变得有意义，让杀戮和败坏稍作迟疑，甚至望而却步——似乎如此，宗教才成为一种信仰，让尤其注重现实利益的人们在情感和精神上得到应有的慰藉，在现世生活中得到具体真实的回报。
莫高窟前，有一片浓荫，数十棵百年以上的杨树虽表皮皲裂狰狞，但冠盖盎然，浓荫成凉。验票之后，快步走到窟前，近距离仰望，抬头的山崖短促而修长，层叠的崖头状似刀刃，头顶的蓝天格外深远，在莫高窟上空，也如刀切一般。看得久了，我觉得晕眩，不知道是神灵的力量，还是自身肉体的不可承重和内心的不洁净。沙子和黄土凝结的墙壁之上，洞窟不大规则，形状大小不一，多用铁门封闭了起来，我们能看到的，仅仅是其中几窟。
登上石壁，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决定在这里开凿洞窟，建立庙宇的人是智慧的，也是大胆的，强大的信仰使得所有的危难变得毫无意义。以我的粗浅判断，大粒砂石和少许黄土构成的危崖之上，并不适合开掘和安置这么多的洞窟，总有一天，会土崩瓦解，轰然化虚。但奇怪的是，莫高窟竟然存在和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几乎跟随和囊括了整个古代中国的所有封建王朝，从北魏到宋元，几乎每个王朝都在这里留下了独特的痕迹。
跟随众多脚步，深入一窟窟的佛洞，幽暗灯光之中，佛祖端坐，端坐或站立欲四壁之上的佛像密密挨挨，表情安详，身姿轻盈。到道士王圆箓发现的藏经洞，忽然感慨万千，众人唏嘘，我在悲伤。我觉得，藏经洞文物的失散，并不能怪罪于道士王圆箓，在那个年代，他的思想层次仅仅如此，而其也算一番好心——卖回一些钱资，为废弃多年的莫高窟佛洞清理积沙，维持其师徒必要的生计——其弟子在侧面为其树立的功德碑便是最好证明。至于斯坦因（及其汉语翻译蒋孝婉）、保罗��伯希和、大谷光瑞、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等人，无论是用怎样的手段骗取和购买经卷文物，都是罪不可恕的。
他们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抑或精英，对于藏经洞文物经卷的价值，在当时中国，除了清末京城几位官要学者，他们才是真正的“知道”者和价值“发现”者。当敦煌文物失窃和流失的消息传扬开来，京城学者才紧急呼吁学部下令封藏。面对此景，陈寅恪发出沉痛之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但尽管沉痛若斯，在京都乃至中国的学者依旧没有身体力行，辞别家小，先后奔赴敦煌，挺身保护藏经洞文物。
说与做，类似坐着的和走着的，到达的速度和效果显而易见。我在藏经洞外看了一会儿，就转身向殿内的佛像了，尘灰满面的佛，色彩依旧鲜艳，坐着的和站着的，看着的和闭着的，张扬的和内敛的，慈祥的和凶恶的……姿态和表情之中，是文化，是宗教，是古丝绸之路各个民族相貌特征在佛像中的艺术显现。敦煌，被认为是佛教在中国传播和流变的第一站，俗世功用决定了这一宗教在东方国度的成功与失败，必要的本土化改革使得这一起源于印度的宗教更趋接近中国古代西域和中原王朝的政治需要和文化要求。
可参观的佛洞之内，尘土飞扬，呼吸不畅，但极其阴凉，无风但胜却山谷清风，叫人通体舒泰。除了处在泥崖底层的缘故，肯定还有另外的因素——大凡庙宇佛殿，神仙府第，即使裸于烈日之下，也清凉无比。这其中，肯定包含了人内心的某种因素，古人“心静自然凉”的体悟似乎与此大致相同。除此之外，应当还有宗教本身的某种因素——所有的宗教都必然是向善的，安静的甚至教人寡欲避害的，讲究内在修为和灵魂抵达——走出洞窟，八月敦煌的炽烈阳光如同火烤，刺的皮肤生疼。站在最高的石窟前，遥望的戈壁苍茫无际，流沙蓬松，戈壁黝黑，流窜的熊熊气浪在广袤的敦煌外围贴地燃烧。
在一眼洞窟外沿，我看到几位北宋官要画像，一色的黑墨，寥寥几笔，神韵即出，我惊叹。再细看，那些官要各个表情木然，严重中庸，从他们表情之中，看不到任何丝毫个人心迹。我想，宋朝大抵是中庸过甚的年代，官要把自己的理想和性情埋藏到空洞甚至乌有。余下的只是顺从和屈从，明哲保身，麻木不仁。而隋代的佛洞之中，无论是佛像还是凡人图画，都是华丽的，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激越与张扬，不羁和狂放。到唐代，则是雍容的，富贵的，欣悦的和积极的，五官开放，身体丰腴，彩袖舞转，身姿骄纵，气韵浑然，眉目流转之间，性情毕现，尤其是那些飞翔于空的伎乐天，轻微婉转之间，也包含刚健沉雄之气。
一个平民的气度就是一个王朝的气质和风度。在这里，我再一次深切向往金碧辉煌、华贵庞大的唐朝，那个金戈铁马、歌舞升平、四夷慑服、仁治有为的年代，到底是什么，促成了它的政治清明、国富民强和文化兴盛？如果时光真会倒流，我一定要做一个唐朝的人，哪怕是底层的贫民，一生碌碌无为甚至生命短促，也愿意在大唐的日光和民间，好好活上一回。
我这样想着，在莫高窟的崖壁上行走，阳光如火，烧得莫高窟外的戈壁一片惨淡。唯有这一眼眼洞窟之内，神灵端坐，面目清净，以长时间的存在实践（证实）穿越时光的信念和信仰。唐朝中期，敦煌贵族张议潮率众起义，击败了内乱不堪的吐蕃部族，公元850年，被唐王朝授为归义军沙州节度使，统领了甘州（张掖）、肃州（酒泉）、瓜州（安西，现又改称瓜州）、沙州（敦煌）等大片土地。此时，张议潮等敦煌贵族开始自己出资在莫高窟开凿洞窟，绘制家族俗世画像。
这一举动，可以看作是富贵阶层向宗教的一次善意靠拢，当然，其中更多包含了尘世贵族渴望永世富贵的强烈愿望。生命终有度，浮华如浮尘。张议潮乃至后来取而代之的曹议金家族政权，在莫高窟开凿家族洞窟，绘制图像的活动，使得莫高窟（千佛洞）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发展高度。如果说张、曹之前的莫高窟修建只是自发的宗教行为，那么，张议潮和曹议金家族不遗余力开凿与绘制佛窟则是政权和贵族力量对莫高窟的一次全面进剿与垄断。值得庆幸的是，张、曹二人及其后人并没有糊涂到取消宗教在莫高窟存在的地位，而与之并驾齐驱，妄图以洞窟和画像与神灵们平起平坐，得享供奉，永世流传。
我觉得这是十足的妄想，但事实却不是如此，得益于莫高窟，张议潮和曹议金家族在这里留下了他们在敦煌历史上最为华贵的遗迹——衣食住行，极尽奢华之能事，家族之众，开窟之多，令人难以想象。我忽然觉得，宗教在传播和确立之初，沾染了太多了世俗理想和别国精神，为获得承认，进入启发更多的信仰者，必然要经过一系列的篡改和改造。据资料记载，张议潮和曹议金当政百余年间，敦煌乃至整个西域僧尼之多，前所未有，画师之众，涵盖中西。张、曹二家族在莫高窟为自己家族开窟绘像的热衷程度，远远超出了宗教本身对莫高窟的再开凿和再建设力度。
大致由此开始，民间出资开窟绘像活动，在莫高窟成为流行，只要足够的钱资，便可以请到工匠和画师，在众神林立的莫高窟争得一席之地——宗教向尘俗的妥协，从本质上说是消极的，但从莫高窟整体建设，尤其作为古代民间艺术汇集的巅峰之地，这种妥协是积极的和有益的。宗教的土壤必定是信仰的民众，民众自发开窟绘像，也是一种向善的行为，虽然功利一些，但对莫高窟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支持。莫高窟艺术才得以代代有更新，源远流长，绵延不衰。
从崖壁上下来，坐在荫凉处，举目张望，莫高窟遍布的洞窟依旧无声，似乎一个沉默的老人，于时间中千疮百孔，而仍低眉信首，与世无争。身材扭曲的杨树虽然冠盖庞大，但仍有一些没能遮住的阳光，从流云高天倾斜而下，在脚步如麻的地面上，打出一片斑驳阴影。我看着，忽然有一种感动，从眼眶升起。莫高窟让我觉得了一种强大的存在——民间艺术简朴甚至简单，华彩、淡墨、铺张和凝重，都是有其时代因素的，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艺术或者艺术特点，其政治体制、文化习俗乃至经济模式的影响深入骨髓，纤毫毕现。
此时，烈日正午，莫高窟上下，游人如丛，唧唧喳喳，仰望赞叹，低头折服。我想不清楚的是，包括我自己在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到莫高窟参观呢？真正以朝圣和朝觐心态观看者有几？是什么赋予了莫高窟如此之大的魅力？张大千在此三年，临摹壁画数千之多，并一一为洞窟编号。常书鸿只身来到，便决定一生在此，即使妻子谎言逃离，常书鸿……最终还是选择了敦煌。
我想，今天的莫高窟，不该对普通游览者开放，就像那些铁门紧锁的数百眼洞窟，以钢铁之门，永固之锁，将其彻底关闭，让那些佛像和神灵，贵族和民众，独自繁华和安详，仰望和低吟吧。艺术和历史从来都是寂寞的，参观这一行为太简单也太喧哗了，且有不可抗拒的破坏作用，还不如让莫高窟像清末那样，再寂寥数百年，无人问津的好。
我还想，现代的画家和画师们还应当继续开凿莫高窟，将现代人的生活及其时代特征绘制于古老的石墙上——再许多年之后，让后人在莫高窟看到我们的样貌和精神，思想和信仰……这何尝不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可惜的是，现在的艺术家们太艺术了，平民出身，但却丢失了平民，习惯了贵族生活和贵族思维，为艺术而艺术……如果再造一个莫高窟，我们会不会像现在这样对古代那些无名画师们缔造的艺术发出惊叹呢？
出了栅栏，回身张望莫高窟，我觉得了神圣，从炽烈的阳光下，向着渺远的天空和人群，发出无声叹息。我在莫高窟前站定，照相，抱着来此一游的简单心理。很多人也和我一样，将莫高窟作为身体背景，以凝固的姿势表明某年某月某日“我”“到此一游”——我再一次觉得了自己的浅薄，众人的浅薄乃至众生的浅薄。转到莫高窟前的小摊，看到一本厚厚的《鸳鸯秘谱》，全是男女性事一类的绘图，佐以少许说明文字，翻阅之间，不由砰然心动。
售者说，这是莫高窟第465窟所绘图像。我惊诧，忽然明白，坐禅诵经是修行，勾栏淫舍也是一种修行。宣扬大乘空宗哲理——《维摩诘经》在隋代洞窟的大量发现，更多揭示了隋代民众生活习俗乃至对宗教的世俗要求，但从本质上说，《维摩诘经》迎合的是贵族阶层，一方面贪恋肉体之欢，另一方面又极其渴望羽化成仙，坐地成佛，这一点，可从隋炀帝杨广身上领略许多。
我想购买这本书，犹豫了好久，也没纳入囊中。徐步离开莫高窟，行至河对面的泥塔旁，找一处树荫坐下来，再次仔细端详对面的莫高窟，树荫遮掩了大部洞窟，绵延2公里的莫高窟若隐若现。大致是因为距离远的缘故，每一眼洞窟都是无限张开的，真可谓大智若愚，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也似乎无数眼睛，看着对面的我——我在戈壁之上，像一粒沙子，在树荫下，像一块石头——而在莫高窟——丝路之侧、众神之下、历史之外、平民之中，我或许什么都不是。车子驰出莫高窟时，忽然觉得心空了——窗外戈壁正午的大风，吹得整个敦煌灵魂飘动，猎猎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