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是在中国历史文化特定背景下产生的，但儒学却不是中国所独有的。以汉字为载体，自汉代以降，儒学流布施及东亚四邻国家，形成汉文化圈。就好象蒲公英的种子，儒学超越国家限制，成为整个汉文化圈国家所共享的精神财富。中国儒学的独立系统之外，又产生了日本儒学、韩国儒学、越南儒学等各具特色的思想文化；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它东方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及社会现实中，都或深或浅、或多或少地铭刻着儒学传播与影响的印记。
    一、文字是人类思想文化得以准确表达、储存、流传的载体，同人的思维、意识、观念有着本质的联系，而且也在根本上规定着民族思想文化的某种特性。人类从原始的蒙昧状态进到文明人的标志就是文字的发明创造。汉字以其独特的个性迥异于西方拼音文字，成为汉文化圈共同的文字基础，对东方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汉字作为汉文化最基本的细胞，是汉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正如饶宗颐所论，“造成中华文化核心的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
    汉字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大量的考古发现可证，汉字已有六千多年的历史，如果再加上萌芽滥觞期，汉字实际跨越了更为幽深的时间隧道。文字是文化的产物，汉字是一种与拼音文字完全不同类型的文字系统，在人类文字发展历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世界上曾有几种与汉字同样古老的古文字，如古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苏美尔人创造的楔形文字，古埃及的圣书体等，但它们都很早就消亡了。汉字却历久弥新，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成为最发达、完备的表意文字系统。与汉语及汉文化相适应，汉字在长久的历史进程中有着与西方文字完全不同的发展规律及特殊的演进轨迹，形成自己独立特出的个性及恒久不泯的活力，成为中国文化的特殊载体及重要传播媒介。中国文化数千年绵延不绝，虽然有鼎盛与低谷的起伏，却始终持续不断，汉字实在功不可没。
    作为独特的表意文字，汉字具有特殊的形体构造——以义构形，以形索义，既具有形象、象形性，又兼具高度抽象的符号功能。
    人类文字最初都发源于象形，是一个普遍规律；而在其后文字符号化的过程中，作为形音义统一体的文字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表意文字和拼音文字成为世界文字中并存的、代表两种发展趋势的文字系统。文字作为文化的产物，体现了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统一，古老而生机盎然的汉字是表意文字典型而唯一的代表。
    如果不了解汉字构形特点及规律，很可能会把它与楔形字、圣书体等象形文字混为一谈，根据西方语言学理论，拼音文字在语音层面即在音素单位分节，几十个拼音符号或几百个音节符号，就能从发音层次上准确记录任何一种语言的话语表述。汉字虽然没有走拼音化一途，但汉字的性质绝不是单纯的象形文字可以概括的，其形体结构经过系统地、有规律地安排，业已经过了符号化的过程。与拼音文字的字母符号相似，汉字形成基本笔画，演出归类严格、科学的偏旁部首，它们具有与拼音字母基本相同的符号功能，但却不是纯理性的符号。汉字的构字及用字方法有自己独特的规律，最典型、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因义构形、以象形性为根基。汉字的这种特质适应于汉语，也与中国文化的特质密切相关，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
    首先，汉字具有鲜明的形象性。
    汉字是从整体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以“象形”为本原，但这种象形已经脱离了图画的性质，远离了写实。可以说，每一个汉字都映着象形表意的影子。汉字从初期的刻划符号，成熟期的甲骨文，金文，再到大篆、小篆，最后经过隶变，发生了质的飞跃，扬弃了最初的那种形象性，形成固定的意符，“从隶书到现在的楷书，和形象就天差地远。不过那基础并未改变，天差地远之后，就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汉字得以脱离写实的象形，首先得益于汉字基本笔画及组合规则。汉字形体结构形式遵循着一定规律，抽象出五种基本笔画，笔画顺序按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先中间后两边，也形成了基本规则。利用线条构成字体，使汉字进到意象的境界。
许慎《说文解字叙》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滋乳而浸多也。”汉字之有“文”、“字”的区别，从“文”到“字”的演进正是汉字由单纯象形日渐完成符号化转化的过程。在先秦时期就已发展成熟的六书理论，代表了汉字造字、用字的基本原则，从中可见，汉字符号系统是整齐、有规律的有机组合，写实的象形已化为象征性的意象。
    “六书”一般取许慎所叙之名、班固所叙次第，依次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据高亨先生分析：
    文后有合体。独体象形产生最早，合体象形次之。指事乃取一象形字，或加笔画，或减笔画，或反其体，或变其体，自当居象形之次。会意字乃并二字（或三字四字）而成，皆取其义，此合体也。指事仅取一字之意，会意兼取二字之意，则会意自当居指事之次。形声亦并二字而成，一取其意，一取其声，亦合体也。会意之为合体，此字既取其意，彼字亦取其意，是一种造法，形声之为合体，此字则取其意，彼字则取其声，是两种造法，则形声自当居会意之次。此四者乃字形构造之法，而转注、假借二者乃字义滋生转变之轨迹……自当居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之后。
    由此可见，汉字的基干为单纯表意的象形字与指事字，是最初创造的汉字，会意字与形声字则都是由象形字及指事字配组而成，而以形声字为主体则是汉字成熟的标志，任何一种成熟的文字，都必须具备形音义三要素。
    无论是哪种造字方法创造的汉字，形象都是不可或缺的结构要素。象形字的结构基础是象形加语义，指事字则是用形象加符号或单用指事符号表达语义，会意字的结构基础是用两个以上的形象或符号组合起来表达特定语义。显而易见，形象成为这三类字结构规律形式化的特征。形声字虽然一部分表音，一部分表意，但其声符并不单纯表音，只起音标的作用，而具有与义符同等重要的文化功能，与义符共同构成整体意象，以义构形，以形表义。形声字声符具有既表音又表义的二重形，段玉裁曾有分析，“声与义同原，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此会意、形声两兼之字致多也。《说文》则或称其会意，略其形声：或称其形声，略其会意。虽则省文，是与互见。不知此，则声与义隔。”[2]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声符都表义，尤其是后起的形声字声符往往与义无关。形声字大量产生，并不意味着汉字要丢弃形象、往表音方向发展，相反，这恰恰是汉字坚持表意性，尽可能地在形体上增加意义信息的结果。
    其次，汉字偏旁部首具有高度抽象的符号功能。
    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曾这样描述过汉字：“中国人为他们那个属少数几种古老象形文字之一的汉字发明了一个由八万多个字符组成的庞大体系。”[3]。这实在是对汉字的一种误解。就像单词不能作为拼音文字的基本元素一样，字符显然不是汉字的基本构成元素。汉字完全具有现代文字的符号功能，它形成了一套运用非常灵活的基础结构——偏旁部首，汉字虽有数万之巨，偏旁部首却只有几百个，而且在甲骨文时代就基本确定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这是一套再生能力极强的超稳定的符号系统。
    汉字的偏旁部首是汉字表意的基础，藉之可以因形索义，在汉字形义关系中有着统帅的作用。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把汉字分为540部首，首次对汉字进行了归纳分类，每一部首统领下的汉字在意义上的内在联系呈现出比较清晰的脉络，揭示出汉字系统实际是有规律可循的体系。部首之下统率偏旁相同的汉字。部首中有很多合体字，从字原意义分析，还可以更具体地分出一些基本的偏旁。这种基本的偏旁虽然也有着很强的部首功能，但是不等同于部首，而是古汉字中具有构字能力的独体字以及少量的合体会意字。这类偏旁具有字原性质。据文字学家研究分析，像《说文》540部首真正具有字原意义的仅有一百多个，汉字的字原实际也就是150个左右。正是这些偏旁字原构成了千变万化的汉字形体，汉字虽然以数万计，总未脱离这些偏旁字原，“从甲骨文、金文、小篆到现代文字，汉字的字原偏旁大致上可以肯定，在一百四五十左右。它们就是汉字形体文化功能的底子”。 
    偏旁部首的符号功能表现在其所具有的高度抽象性。这种抽象首先是一种形体上的抽象。原初的部首偏旁一般为独体象形字，由于在汉字孳乳、演化过程中不断充当构成新字的部件，逐渐摆脱、淡化原始的象形写实特点，而形成比较突出的意象，意义领域得以不断扩大、拓展，成为造字的理据。惟其所像不再局限于只表现一个具体的事物的意义，而成为某一类事物的象征，成为一种表意的符号，作为部首的功能日渐加强，地位得以巩固。
    这种抽象性更表现为意义上的抽象。偏旁部首实际是对表现万事万物的汉字进行了分类编码，抽象出字形相同义符与客观事物同一性的对应关系，进行逻辑分类。偏旁部首在形式上表现为以形为纲，据形系联，正如许冲在《说文解字》叙后所称：“其建首也，立一为，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杂而不越，据形系联。”但在实质上，偏旁部首的类聚作用更表现为意义上的统领，某一部首之下所列的一系列具体字几乎都与该部首有着意义上的联系。列在“木”部的字如杨、柳、森、林等，都与“木”相关，列入“车”部的字如轮、轻、辑、轩等，都与“车”有关，列入“示”部的字如神、祖、禅、祀等，都与祭祀有关。
与这种抽象性相伴随的，偏旁部首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偏旁部首的分类是适应于汉字的发展而发展的。汉字的创造，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天地自然、社会人类，可以说无所不包，《说文解字》收录了9353个字，所谓，“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1]，而以540部首为通领。部首的分类是比较规范、严格的，每一部首收字的密度能表现出这一事类与人类生活关系的密切程度，反映出人类对某一领域事物的思想认识程度，而这种密度是变化着的，如“气”部，在《说文》中只收了两个字，到《康熙字典》则增加到17个，而《汉语大字典》仅新造字就有23个。这种变化正是偏旁部首高度开放性的典型体现。由于其结合能力、组字能力极大提高，它可以不断地创造、接纳新字，适应任何新生事物、新的词语而造的汉字，都是能够纳入某一偏旁部首之中的。
    正是因了特殊的形体结构，汉字字符本身就具有了直观性、象征性的特色。
     二、同拼音文字相比，除了上述构字特点和规律外，汉字还具有许多特殊的功能
    首先，因字、词的一致性而具的蕴化新词的独特功能。
汉语作为非形态语言，其词法、句法及一般的词义信息蕴藏于词语铺排的线性流程中，不依靠词汇形态表示，而藉由词序的变化予以显现。汉字与汉语相适应，表现为一字一音的单音节文字，由于形体构造的形象性、表意性特点，汉字字、词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并因此具有了蕴化新词的独特功能。在拼音文字中，以字母为基本构词元素，以多音节词为表意性单位；而在汉字系统中，一个汉字字符既是汉语基本的区别性单位，同时一般又为基本的表意性单位。汉字只有“字”的书写单位，没有“词”的书写单位，既不分词也不连写。汉字本身因义而构形遂确定了单字又同时是词的性质，每个汉字都直接意指某事物，一个词的词义经过字形的分析即可探得。如“蓍”字，同时也是一个词，从其从“艹”部，可以知道这是一种草名。如“礼”字，也是一个独立的词，因其从“示”部，可以探得它与祭祀的关系。汉字以义构形的造字原则，增强了单字本身的意义蕴含，便于从上下文的联系中探知语词的确切信息。
    由于字、词的一致性，一字多义与一词多性相统一，汉字又可以表示多种词性。一个汉字除能表示一个具体词的意义，还能表示多个词的意义，随具体的语境在不同的组合中有不同的性质。如“操”字就有多种意义，作为词亦有多种性质，它可以记写“拿”、“掌握”、“品行”等意义的词，如“操刀”、“稳操胜券”、“节操不保”，又有动词与名词之分。
由于字、词的一致性，汉字在组词的时候具有极大的灵活性，能够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层面层层组合。可以通过单字与单字之间的组合构成新词。如“封”、“禅”二字皆是独立的词，“封”义祭天，“禅”义祭地，两字又可以合为双音节新词“封禅”，单表祭天的意义。又如“修”、“先”，单字表词时，意义毫不相干，二字联合组成“修先”一词，表示“祭祖先”的意思，遂成为新的词。一个汉字与其它不同字符搭配可以组成系列新词，如“戏迷”，换一个字就可组成“球迷”、“歌迷”、“舞迷”、“影迷”等新词。相同的两个字符，通过不同顺序变换可以组成两个完全不同概念、不同词类范畴的词。如“人生”，改变顺序则成“生人”，是两个概念完全不同的词；而用“门”、“上”两个字，组成的“门上”与“上门”两词，则分属两个不同词类范畴。汉字也能通过这种变序，组成意义上互为关联而又有所区别的新词，如“势态”、“语言”，改变顺序可以分别构成“态势”、“言语”，两组词在意义上既有联系又不等同。
    除了一些连绵词、音译词，汉语合成词的词义一般具有可以分解的特性，所以单字组词就如同部件组装，常用汉字的排列组合就可以产生新词。因此，在汉语中，词语的数量虽然无可计数，堪称浩瀚，但是它们却仅仅是由几千个常用、次常用汉字组成的。汉字虽然繁多，但常用字非常集中，掌握了这些常用汉字，也就能够比较容易掌握汉语的基本词汇。因了汉字与词的一致性，四、五千常用汉字就完全能够与语言发展保持同步，适应新的需要及应用。只需使用已有汉字进行新的配伍调整，就可以产生新的词语，也就等于增加了新字。有的时候也可以启用旧字、旧词，赋予其新义，构成新词。如“镭”字，在古代表示一种瓶、壶的名称，久已不用，而今人借以表示一种新发现的化学元素名称，而一些词如“文化”、“文明”、“形而上”、“形而下”等，都被启用来表现新概念。
    其次，汉字的社会功能形成中国古代独特的文言系统。
    汉字虽然是为记录、表现汉语而产生的符号系统，但既经产生，由于其独特的象形表意特点，在中国社会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背景下，它却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没有走上言语化道路。汉字与汉语一直既互相适应又互相促动，一方面汉字紧随汉语的发展，一方面又在深层次上制约着汉语。汉字对汉语的反作用远较拼音文字来得强烈，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文言及文言经典的形成。
    “在古代汉民族圈内，文字的社会功能，不是口头语言而是书面语言”[1]。所谓书面语言，在中国古代其实有两个系统，即文言文与白话文。汉字相对汉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主要就是在文言的层面，中国文化得以通过汉字在四邻国家传播亦主要是借助了文言经典。钱穆曾论及中国文字称，“在战国以前，可说是中国人‘创造文字’的时代。在战国以下，则是中国人“运用文字”的时代了”[2]。的确，夏商周秦四代两千年间，正是重要的中国元典形成时期，从甲骨卜辞、钟鼎铭文，到《尚书》、《周易》、《春秋》等六经，再到《老子》、《论语》、《孟子》等先秦子书，文言文已然发展为独立的书面语系统。书面汉语使汉字和汉语融合为一体，以经典的形式转化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思想财富。由于汉字的象形表意以及字词一致等特点功能，文言文省略了口语中无法避免的有关时、性、数等多种限制，形成文词简洁、语义凝练的特色，极富表现力。文言因此成为体系精密、适宜表现和传达各种事物、思想的符号工具。 
    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哲学观念、道德伦理规范、思维方式等等，藉由这些文言经典得以巩固、传承，而对这些文言经典的解释通常又是经由对文字义理的训诂而实现的，并形成中国特殊的学问：经学。在汉代独尊儒术、开经艺之试之后，文字更被目为“经艺之本，王政之始”。《说文解字》所收字即是五经文字，虽然这是一部文字学的著作，但作者编撰此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解经，一般在解释字义后直接引经以为书证，汉字是文化信息的载体由此可见一斑。十三经用过的单字有6500多个，而汉字使用的范围至此亦限于“王政”、“经艺”方面。汉字以义构形一般皆有理据性，其构形本身体现了人类对事物的观察，负载了诸多深刻的文化内涵。同时汉字形体构件表意的多义性，亦使得汉字对文化有较强的适应性。
    正因如此，历史上古老的汉字及文言经典，一经传播到周边四邻国家，便深刻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及思想意识形态，“从中国的世界观看来，由汉字所载乃为事物的深层意义，随汉字而完全渗进四邻民族精神中去的正是这种意义”。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本土文化又可以利用汉字形体的随意可解性作为自己的阐述载体，形成自己民族独立的话语场。
    第三，汉字具有高度的超时空性。
    与拼音文字的记音特质相异，汉字以记形、表意为核心，虽然也有表音的成分，却远远没有前者来得重要。汉字的这个特征，近百年来曾引发很大的是非公案，语言学界褒贬不一，此且不论。仅就汉字流布、传播过程而言，这却是它能够跨越时空，被讲不同语言的民族、地区、国家接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条件。
    一方面，历史上语音的变异并不影响汉字形义的表现能力。汉字不能够像拼音文字那样，由读音刺激人们对事物的联想；然而，因其自身的以义构形、以形表义特性，汉字形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不随着语音的演变而演变。字形、字义演变较之语音，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持久性，尽管读音可能读不出，但这个字所表达的意义是明确清晰的，不会因为读音的变化而模糊，汉字字形同语义之间的联系非常稳固。汉字因此能够自成系统，具有一种逻辑运演功能，对其形义的理解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具有长远而广泛的价值。音变形义不变，今音与古音的不同并不影响对汉字意义的理解，像《诗经》、《尚书》、《周易》、《春秋》、《老子》、《论语》等两三千年以前的先秦典籍，现代人仍然能够比较明确地通晓其义。
    另一方面，各地域方言语音的差异亦不影响汉字形义的表现力。我国自古以来疆域辽阔，方言众多，语音演变的不平衡，使得不同地域的人们口语交际非常困难；但这种方音的障碍不但不影响对汉字形义的理解，反而可以通过汉字形成的书面语言得到解决，以形构义的汉字可以使人们超越语音的差异，而进行思想感情的交流和沟通。汉字这种超越方言的功能对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深刻的影响，“首要是使中国人得凭藉文字而使全国各地的语言不致分离益远，而永远形成一种亲密的相似”，“如此则文字控制着语言，因文字统一而使语言也常接近于统一。在中国史上，文字和语言的统一性，大有裨于民族和文化之统一”。
    正是因为读音即使忽略不计，仍然可以以形索义，历史上的汉字成为汉文化圈国家的通行文字才具备了最基本的条件。
    三 、法国汉学家汪德迈对于汉字与汉文化圈关系的概括颇中肯綮，他认为，“所谓汉文化圈，实际就是汉字的区域”，“这一文化区域所表现出的内聚力一直十分强大，并有其鲜明的特点。它不同于印度教、伊斯兰教各国，内聚力来自宗教的力量；它又不同于拉丁语系或盎格鲁——撒克逊语系各国，由共同的母语派生出各国的民族语言，这一区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自萌生于中国而通用于四邻的汉字”，“汉文化圈的同一即‘汉字’（符号）的同一”。中国、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在思想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的某些共性或相似性，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由汉字这一共同的文化根基决定的，汉字的传播能够开启儒学流布之门。
    汉字大概在战国中期就开始逐渐向境外传播。北起朝鲜半岛，南至越南，东至日本，三个国家当时都没有文字，他们借用汉字的时间虽然先后不一，但最少也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汉字这种异族文字已经成为这些民族的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至今仍然是其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汉字在这些国家基本经过了完全借用、部分借用两个阶段，几乎与此同时，儒学在这些国家的传播也完成了从初期的被全盘接受到本土化的过程。
    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在汉字传入之前都没有创造自己民族的官方文字，这些国家的语言，虽然与汉语各不相同，但由于汉字特殊的形体构造及使用规律，他们却可以并不困难地借用汉字。事实上，这与我们古代语音差异很大的不同方言区域对汉字的应用颇相类似。汉字形义不变，发音则随各国语言的语音发生变化。汉字传入后，在很长时期内都被用作书面交际工具，形成这些国家的“书面汉语”，即使在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之后，也都有大量的汉语借词，字音字义也深受汉语汉字的影响。
    越南原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另外还使用汉字型文字“字喃”，汉字是正式文字。汉字与文言典籍在越南传播很早。秦末汉初，诗、书之类的儒家经典已传入越南，汉字自然得到系统的传授和应用。由汉至晋千余年间，越语吸收了大量的汉语语汇，越南人把汉字称为“儒字”、“咱们的字”。10-13世纪，越南利用汉字“六书”中的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用字方法，创造出本国文字“字喃”，“字喃”包括为书写越南语而借用的汉字及另创的越南字。借用的汉字只借音不借义，自创的字则完全模仿汉字的结构，往往由两个汉字拼写而成，一边表声，一边表义。“字喃”在陈朝时广泛流行，曾一度跟汉语文言并行，用作正式文字。胡朝时胡季还曾用“字喃”翻译儒家经典。由于“字喃”与汉字“形式上的无懈可击的同质性”，并且，“越南俗体文字体系远不具备汉字词义结构的活力”[2]，“字喃”到17世纪被拉丁文代替，成为一种死文字。但是，现在仍然能够借助汉字释读。汉字成为发掘越南传统文化宝库的工具和桥梁，“越南语约90％的词汇来源于汉语。过去我们祖先的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是用汉字写的。必须认识汉字，才能通过数量巨大的汉——喃书库挖掘民族的遗产”。
    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就接受了汉字文化。西汉初期，真番部落已经使用汉字写信给汉武帝要求通商、通交；三国时期，高句丽国已有用汉字记事的著作《留记》，流行的文言经典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春秋》《文选》等，另有《玉篇》、《字统》、《字林》等字书。高句丽太学用这些文言典籍作为贵族子弟学习文化的基本教材。百济统治阶层使用汉字亦达到很高水平，他们于中国哲学、史学、文学著作无所不读，并迎得东晋博士高兴用汉字编写了一部百济史书《书记》。至于新罗，正是根据汉字的字义定的国号，取“德业日新”、“网罗四方”意。至7世纪末，新罗儒学专家薛聪在原有的“乡札标记法”基础上，系统制订了一套“吏读”方法，借用汉字音义标记朝鲜语，形式上都是汉字，文句中实词则用汉字词，虚词多用以汉字记音的朝鲜语。
    至15世纪中叶，李朝世宗集中学者创制出朝鲜自己的民族文字“训民正音”，又称“谚文”。这是一套非常独特的注音字母体系，它不同于表意文字的汉字，是一种字母文字，但在语音及造字结构上仍然受到汉字影响。它把朝鲜语分析出各种元音（元音）、子音（辅音），最初有28个字母，其中辅音字母17个，元音字母11个。元音字母取法于天、地、人象形图式，而与汉字的精神相通；辅音字母则借鉴中国音韵分类原则，分为五音。“谚文”的字形结构呈汉字方块字的特点，以元音、辅音上下左右迭成方块，组合成音节文字，这种结构及排列组合方式在书写时，可任意与汉字穿插运用。这套拼音文字系统得到推广的同时，朝鲜文中仍然大量使用汉字，继续沿用直接标记汉字的传统做法，使得汉字逐渐都有了朝鲜语的发音和写法。直至1894年，朝鲜政府宣布“训民正音”可以作为公用文字，汉字与谚文一直混合使用。
    总起来看，朝鲜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汉字的关系不可分割。其早期的历史书都是用汉语的文言文写的；“吏读”用汉字书写朝鲜语， 正式文字仍然是汉语的文言文；现在，韩国虽然减少了汉字的数目，文学作品也全用谚文，但仍继续使用汉字谚文混合体。在长期使用汉字的历史过程中，汉字词在韩国语汇中占有了重要地位。大量表示文化、知识、概念的汉字融合到韩国语词汇中，韩文中有约占其词汇70％的汉字词，有一些汉字词甚至取代了韩国原有的术语。汉字词词义以汉字所代表的意思为准，如果只用韩文，脱离了汉字形状，汉字词的形意之间便会出现严重脱节。因此，汉字是朝鲜民族理解继承历史文化传统不可或缺的，据1999年2月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韩国政府决定，在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将恢复使用已经消失多年的汉字和汉字标记，以适应世界化的时代潮流”，“韩国总统金大中说：‘如果无视汉宇，将难以理解我们的古典文化和传统，有必要实行韩、汉两种文字同时并用。”
    日本是我国的东方近邻。据文献记载，从公元前1世纪的汉朝起，中国文化就传播到日本。相对而言，日本是汉字传入较晚的，但也是应用汉字最有创造性的，日本人借用汉字率先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文字体系，日文就是汉字和假名混合的文字。汉字及文言经典大概于公元3世纪由朝鲜学者传入日本，结束了日本无文字的历史。日本最初借用整个汉字作音符，用以记录书写日本语，最晚于7世纪初，日本已开始利用汉字来记录日本语。这种借用分为两种形式，或者借用与日本词同义的汉字按照意义记录日语，但是仍然按照日语发音，汉字在此被作为语义符号；或者不顾意义只借用汉字的发音为日本词注音，汉字只是被作为语音符号。正是在此基础上，日本学者利用汉字创造了日语字母——假名。假名依字体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两种，平假名是利用汉字的草书创造出来的，用于一般书写；片假名则是取汉字楷书的偏旁冠盖创造而成，只用于记写外来语或者有特殊要求的词汇。
    规范化之后的平假名、片假名就成为日语音节拼音文字的基本元素。但是，与其它国家不同，日语书写系统并没有排弃汉字，相反，汉字不但与假名同时使用，而且在行文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汉字因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且成为日本文字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非但如此，汉字在日本又成为实现近代化的一种特殊媒介。虽然从19世纪开始，在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强烈影响下，日本废除汉字的呼声很高；但是，日本文字并没有像越南那样被拉丁字母取代，不但仍然坚持了传统的表意文字体系，而且汉字成为西学传播的重要工具。日本近代对西方科学、文化等学术著作的大量成功译介，西方科学与人文思想在日本的迅速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汉字高度明晰的词义特性。汉字由于字、词一致而呈现的组词的灵活性，在翻译西方学术术语时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发挥。对于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新词语，不需要另外增造新字予以表现，而只需利用汉字与词的同一性，使用已有汉字进行新的配伍调整，就可以产生新的词语。汉字在此成为强有力的语汇工具，汉字因此又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启动的桥梁。 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中华民族的精英东渡日本学习西方文化，从语言文字角度言，学习日译西典的障碍要小得多，“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经于东洋，力省速效，则东文之用多”，“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许多中国传统的字词如“经济”、“文化”、“哲学”“解放”等，在日译西典过程中被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转而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更化革新的活力。
    综括观之，因了汉字特殊的文化功能及社会功能，它与文言经典的特殊关系，伴随着汉字的广泛传播，中国古代文言典籍尤其是儒家经典亦流布四邻国家，汉字构成了汉文化圈共同的文字基础，儒家经典就同时成为古代汉文化圈国家共同的文化典籍。无论是朝鲜、日本、越南，这些国家的古代教育一般都以儒家经典为基本教材。正是因了汉字的借用，东亚四邻国家在文化精神、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审美情趣、文学艺术等各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同化，甚至于在民风民俗、民间礼仪等方面各国都有相似、相同的地方。其中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对儒家思想学说的共同尊崇及信奉。
    来源：国际儒学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