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来人们读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大都关注其“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句点睛之笔。实际上醉翁此作还有一大关节处。就是文章快结束时的“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乐其乐”,就是看到民众快乐而自己感到快乐,即“以众人的快乐为快乐”。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明白地表述了这个民本思想色彩浓郁的观念。

          醉翁之心,得乐于山水而以酒写之,微妙道出心得乐于山水、得乐于尊酒而写之以文的快适原则。也即是说,欧阳修在陶醉于山水和饮宴的心灵愉悦中,用将此乐表现于文字来最后实现审美快感。继而他又将“宴酣之乐”的快适原则进行了系统阐发。要言之,欧阳修认为其在“宴酣之乐”中感受到“众宾欢”的热烈,故“同其乐”,“乐其乐”,醒能以文述其“乐”。这实际为宋代游宴享乐之风及文学娱宾遣兴的功能作了一个明确的文化阐释。

          欧阳修《醉翁亭记》强调的这种重在参与并能反省后重新获得“述”其“乐”的快感,是宋代文人较普遍的文化生活。这种文化生活,不是停留在仅以享受为目的的快适,而是创造出一种审美的艺术氛围,在“反省快乐”中体味美的生活与美的境界,并用文字加以摹仿和再现,然后进行社会价值的精神提升,让其以文本的形式,永恒地存入自己生活之库。正像宋人自上而下的游宴享乐之风习,原本与唐人一样,只不过是一种“快适的艺术”。康德认为:“快适的艺术是单纯以享受做它的目的。例如人们在筵席间享受到一切的刺激,有趣地谈说着故事,诱使座客们活泼自由地高谈阔论,用谐谑和欢笑造成快乐气氛。在这场合,正如人们所说的,随便说些醉话,不负任何责任,不留在一个固定题目的思考与倡和里,只为着当前的欢娱消遣。此外属于这场合的还有一切游戏,这些游戏没有别的企图,只是叫人忘怀时间的流逝。”(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卷第44节)当人们流连于“宴酣”“丝绸之乐”时,“滁人游”和“众宾欢”的快乐,就有这种意味。而美的艺术与“快适的艺术”不同,它需要“促进心灵诸力的陶冶以达到社会性的传达作用。”(引同上)康德认为这种“愉快的普遍性传达”,不是一种单纯官能感受的快乐,“而必须是一种反省的快乐。”(引同上)欧阳修的《醉翁亭记》所表述的太守以看到“滁人游”和“众宾欢”的快乐为乐,就具有康德所谓的“促进心灵诸力的陶冶以达到社会性的传达作用”,即作者通过文字,将“快适”转化成“愉快的普遍性传达”,创造出一种美的艺术意境,提升“快乐”的社会意义,获得“一种”“民乐高于我乐”的“反省的快乐”。

        欧阳修在这里表现的反省的快乐原则,是宋人关于文学艺术价值观的慧心独具的发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在宋人的“游戏”之文中的形象性表述。因而引起当时文坛的特别注意。欧阳修门弟子苏轼对《醉翁亭记》别有会心,故云:“永叔作《醉翁亭记》,其辞玩易,盖戏云耳……余谓文忠公此记之作,语意新奇,一时脍炙人口,莫不传颂。盖用杜牧《阿房赋》体游戏于文者也。”(陈鹄《耆旧续闻》卷十)看出了醉翁以文字开玩笑但又别有审美和社会性传达之意的特点,并专门将此文翻为新词一阕,名为《醉翁操》,其序云:

          琅牙幽谷,山水奇丽,泉鸣空涧,若中音会。醉翁喜之,把酒临听,辄欣然忘归。既去十馀年,而好奇之士沈遵闻之往游,以琴写其声,曰《醉翁操》,节奏疏宕,而音指华畅,知琴者以为绝伦。然有其声而无其辞。翁虽为作歌,而与琴声不合。又依楚词作《醉翁引》,好事者亦倚其辞以制曲。虽粗合韵度,而琴声为词所绳约,非天成也。后三十馀年,翁既捐馆舍,遵亦殁久矣。有庐山玉涧道人崔闲,特妙于琴。恨此曲之无词,乃谱其声,而请于东坡居士以补之云。

        这篇序较详细地记述了沈遵依《醉翁亭记》的意旨,创作出《醉翁操》的琴曲,欧阳修又依琴曲作歌为《醉翁引》,“好事者”复依“引”制曲,直至“三十年后”庐山崔闲另谱琴声而请东坡补词而成的经过。《醉翁亭记》三十年来为读者接受并进行反省和再创作的过程,正说明宋人对醉翁在文中所表述的此种生活态度的认同。故尔苏轼《醉翁操》肯定欧阳修“曰有心也哉此贤”,“此意在人间”,亦是从欧文中这种对“宴酣之乐”独到认识的角度,肯定其“意在人间”以及“太守乐其乐”的“愉快的普遍性传达”。所以苏轼的门弟子黄庭坚亦隐括《醉翁亭记》,“合以声律,作《瑞鹤仙》云:‘……翁之乐也,得之心,寓之酒也。……况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太守乐其乐也。问当时、太守为谁?醉翁是也。”(《诗人玉屑》卷二十一)在短短102个字的篇幅中,黄庭坚所突出的正是醉翁得之心、寓之酒的“乐”乃“乐其乐”的这种“促进心灵诸力的陶冶以达到社会性的传达作用”之民本思想的审美愉悦。可知黄庭坚对醉翁之意的理解是十分明确和透彻的。

        欧阳修散文名篇《醉翁亭记》是一篇适情任性的杰作,最终实现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和“人的享乐之欲”的统一,并不是以一方压抑一方而实现和谐,而是让二者共存于一个健全的文化个体之中——其可贵处及代表新的文化价值观念的先锋意义正在于此。在朝廷、官场、庠序或著书立论时,人们可以看到欧阳修是一位尊孔崇韩、“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的正统鸿儒;在常人的生活中或写小词时,人们发现欧阳修是一位适情任性,好与奇士交游、关注人们普通的享乐生活的“世俗之人”。两种历来对立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水乳交融地被欧阳修统一起来。这正是中唐以来文化转型在北宋已大致实现、五代开始的上层精英文化与下层世俗文化交流互动的文化发展大趋势已影响人们文化心态的事实在这位敏感的文化精英人物身上的生动体现。具有一种兼收并容的文化气度和文化胸襟,文化个体就能在文学观念上作出宽容大度的价值选择。所以欧阳修在创作上表现出多才多艺的创造性才能和无比旺盛的创作活力。他既能写出符合道统规范的历史散文、政论和抒情文等,又能写出符合文统要求的、言志抒情的诗歌,更创作出大量表现世俗人性、人情的“香艳”小词。欧阳修的创作实践,是北宋时代文学的一面镜子,映现出文坛千姿百态的绚烂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