偈文的历史地位，由其自身的思想文化价值所决定。它是禅宗发展到大转折、大飞跃时期的经典产物。由此，中国禅开始建立，由印度禅变成中华禅。外来的禅宗有了中国特色，才得以在中国大发展，迅速渗入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社会生活等领域，成为独具特色的思想文化流派。
不拘一格选贤任能
禅宗一脉，从初祖菩提达摩开始，到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基本上是游僧，没有固定居所。从河南少林寺，经安徽岳西、潜山，云游和传承到黄梅县。一位祖师只带几个信徒，传播不广，影响不大。四祖道信开始在破额山设坛讲法，信徒成倍增加。五祖弘忍承法后，力图改革创新，使外来的禅宗适应国情，以求更大的普及和发展。他聚集弟子在东山设坛习禅，讲《金刚经》，门徒多时达到1000多人。
唐龙朔元年（661年），弘忍选法嗣，想出了一个公开竞争的法子，让弟子们作偈文，表达自己对佛性的见解。
论资历，神秀是当然的接班人。众僧也都说：“神秀上座，现为教授师，必是他得。”神秀作好偈文，书写在廊壁上。慧能刚来几个月，在碓房舂米，殿堂上说法，还轮不到他。但他天分聪慧，悟性极高，对佛的本性有自己的见解。他听人念了神秀的偈文，便也作了几句，求师兄帮他写在壁上。
弘忍看见了，大为惊讶。两首偈文，谁更优秀，他心里有数了，也就是选谁接班已有定夺。他转到碓房，见慧能腰间挂着一块大石头，正在舂米。就问他：腰部挂着石头舂米，累不累？慧能说：我是来求法的，不觉得累。大师赞叹：舂米不觉得累，求法也不会觉得累。用锡杖在地上敲了三下，转身便走。
慧能明白其意。深夜三更，他进了大师禅房。大师给他讲《金刚经》，将禅宗衣钵授给他。让他连夜离开黄梅，去南方待机传法。所谓衣钵，就是释迦牟尼传下来的一件袈裟，一只钵盂。这是祖师传法的信物。传到慧能手中，已是33代了。
神秀满腹经纶，慧能一字不识。弘忍为什么要选择慧能承袭法嗣？
神秀偈文的精神，后人总结为“渐悟”，即通过长期习禅，慢慢悟出佛性。慧能偈文的精神，后人总结为“顿悟”，即以心传心，尽快得法，捕捉禅机，恍然大悟。弘忍改革禅法，目的是不主张漫长修行，成千上万的信徒，来佛地听几次讲法，或者面对佛祖洗心革面，“顿悟”得法，那该多好。慧能对法性的理解，显然符合弘忍的改革精神。
普渡众生是佛家的宗旨。普渡众生得开悟众生，让众生得法，这最为要紧。慧能不识字，又能得法，便可成为众生得法的榜样。那个时代，不认字的劳动者是绝大多数，让法传到他们中去，为他们接受，也就至关紧要。如果都像慧能那样得法，禅宗就可以广罗信徒，深入众生了。弘忍传宗慧能的本身还表明，禅宗的精要不只是在书本中，在平常的世俗生活里也有禅，不识字的人也可以得法，可以用法。这就降低了禅宗的门槛，促使禅宗在民众中广泛传播。
去年年初，我去广东新兴寻访慧能故里，在那里读到唐代大诗人王维、柳宗元、刘禹锡等给慧能撰写的碑铭，分外感慨。五祖传六祖，这样不拘一格，实在是一则历史佳话。
改革禅宗修行方式
走进东山寺的山门，引我注目的，是一畦畦整齐的菜地。蔬菜长得蓬蓬勃勃，大群僧人正挑水担粪。除了种菜，僧人还参加别的生产劳动，耕种作物，植树造林，种花草，植白莲，栽茶树。他们自制的茶叶，有“禅茶一味”之称，打出了品牌。
诸如此类的生产劳动，被弘忍提高到法理上来推崇，给予了很高的位置。他认为，生产劳动本身就是禅宗修行的方式，是进入禅门的必由之路。他提出“农禅双修”的主张。这个重要法理的提出，是弘忍创建中华禅的重大改革，也是“东山法门”得以弘扬九州的重大方略。
印度僧侣以乞食为生，一衣一钵，四处游走，不参加生产劳动。到了四祖，特别是五祖，聚集众多门徒设坛讲法，长期过着集体生活，没有保障机制是不可想象的。组织形式变了，生活方式改了，法理不能不变，禅风不能不改。那么多僧人集体生活，再靠乞讨度日，不可能生存下去。“农禅双修”，争得了禅宗的生存权，进而取得了发展权。禅宗传到中国，滋生在中国小农经济的土地上，必须与之相适应。中国接受外来文化，至今不也应该这样吗？
菩提达摩来中国，在公元520年。四祖在黄梅建道场，在公元624年。其间共计104年，禅宗在中国没有站稳脚跟。又过了100年，到了武则天时代，禅宗突飞猛进地发展，形成了“南能北秀”的大局面，从社会上层到普通民众，都成了“东山法门”的门徒。这个变化过程是：四祖转折，五祖改革，六祖普及。禅宗中国化经历了100多年。
近年宣扬国学，学者们选编“国学十三经”，向社会推荐。佛经选了三部，即《心经》（唐玄奘带回并翻译的）、《金刚经》和《坛经》。《金刚经》就是五祖传授的。刘禹锡在《陋室铭》中说：“调素琴，阅金经。”可见早在唐代，《金刚经》就走出了佛庙，摆到了文人案头。《坛经》是慧能的口述之作，由弟子法海记录，敦煌石窟有出土。它是唯一的由中国人创作的佛经，是道地的中华经。毛泽东曾将《坛经》置于床头阅读，有一次到广州，谈到六祖，他还向别人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