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中国自汉以来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的要求，以此它一直作为官方哲学居于领导地位。
    
    　　儒家最早产生于春秋末年，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一个思想流派。因此我们一般所称的“儒释道三教”的“儒教”主要是指儒家思想教化而言的，决不能把儒家也看成是宗教。
    
    　　佛教是外来的宗教，它创自古代印度，西汉末、东汉初开始传入中国内地。
    
    　　道教则是中国土地上自生的宗教，它正式创始于东汉末年，其思想渊源则可追溯到战国时期的神仙方术思想，乃至上古时代的民间巫术等。道教追求长生不死成神仙，佛教企求无生永灭、超脱生死入涅槃。
    
    　　儒家讲的是入世主义，宣扬治平之道，即所谓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重视的是现实社会的治理，而不去追求佛、道两教那样虚无飘渺的彼岸世界，以此儒家与佛道两教在根本理论上就发生了冲突。佛教宣扬人生一切皆苦、现实世界一切皆空的苦空二谛学说，主张勘破红尘，超脱尘世，出家修行，落发为僧，这就与儒家所宣扬的伦理纲常、忠孝之道，直接发生了矛盾。因此佛教一传入中国，就受到了儒家的抵制与排斥，佛教在我国整个封建社会中的发展进程，始终伴随着与儒家之间的斗争。儒道之间虽说也存在着根本理论上的矛盾，但道教毕竟是我国土生的宗教，它是在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氛围中产生的，因此在道教教义中早就开始容纳了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从而大大地调和了儒道两者之间的思想冲突，以此在我国思想史上，儒道之间虽说有斗争，但远不如儒佛之间斗争那样激烈。
    
    　　当然儒家与佛道两教除了有矛盾之外，又有着互相影响、互相吸取、取长补短、共同发挥社会作用的一致的方面。儒家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维护封建秩序的主要工具，佛道两教则是其有力的助手与补充。前者从积极的入世主义出发来建设、治理和巩固封建社会；后者则从消极的出世主义出发来缓解社会的矛盾，以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它们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共同维护着古老的中华帝国。这就决定了它们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的深刻的社会基础。
    
    　　道教大力吸收了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作为自己的教义教规。佛教则尽量把自己的教义说成是不违背儒家思想，同时也步着道教的后尘，吸取儒家的名教学说，以便使自己的思想与儒家思想相融合、相调和。而儒家学说过去一向偏重于政治伦理的说教，缺乏深邃的哲学思想。在这方面，佛道两教，尤其是佛教，具有着丰富的深刻的哲学思想，因此儒家为了丰富自己的哲学，在批评佛道两教的同时，也充分地吸取了它们中对自己有用的哲学思想资料，以充实和发展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宋明时期的理学，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所以我们常把理学视作为“三教合流”的产物，这确是有理由的。
    
    　　从历史上来考察，在思想领域里，儒佛斗争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而展开：
    
    佛教的出世主义与儒家的纲常名教之争
    
    　　佛教讲出家修行，这就与儒家名教忠君孝父之道发生了矛盾。早在佛教初传的汉代，据《理惑论》所记：“问曰：‘《孝经》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今沙门剃头，何其违圣人之语，不合孝子之道也。’”这类的指责是从儒家孝道出发的，认为佛教落发出家绝弃后嗣违背儒家孝道。
    
    　　至于佛教宣扬出家修行脱离尘世，不再致礼王者的思想，则直接与儒家的忠君之道冲突，以至在东晋时代儒佛之间引起了一场沙门应不应致敬王者的大辩论。当时庾冰、桓玄等人，力主沙门应敬王者，应遵守儒家的礼教。高僧慧远为了维护佛教的尊严与教义，则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一文，以回答桓玄等人对佛教的挑战。慧远认为佛教有在家与出家之别：“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故有天属之爱，奉主之礼”；“出家皆遁世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遁世则宜高尚其迹”，因此不应致敬王者。然而慧远认为这并不违背儒家的忠孝之道，“如令一夫全德（即指一个人获得正果），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亦已协契皇极，在宥生民矣”。所以说佛教虽“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
    
    佛教与儒家之间的夷夏之争
    
    　　儒家思想是中土华夏民族自己的思想，而佛教是外来宗教，因此儒家学派指责佛教为夷狄之教，只适合于夷狄地区，而不适合于中土华夏。这一争论最早也发端于汉代。《理惑论》记载说：“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孟子讥陈相更学许由之术，曰：‘吾闻用夏变夷，未闻用夷变夏者也。’吾子弱冠学尧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学夷狄之术（即指佛教），不已惑乎？”这就是儒学家用夷夏之分来诘难佛教的，认为佛教是夷狄之教，决不能“用夷变夏”。
    
    　　而后刘宋朝的何承天，在反对佛教的斗争中，也援用了这一说法。他说：“中国之人，率性清和，含仁抱义，故周孔明性习之教。外国之徒，受性刚强，贪欲忿戾，故释氏严五科之戒。”（《弘明集》卷三《达性论》）这是从人性论角度，以中国与外国的民性不一，来阐说夷夏之教，即佛教与儒家教化的不同的。
    
    　　直至唐朝，韩愈仍然坚持着儒佛之间有着夷夏之大防，认为华夏人相信佛教是“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原道》）。在这点上，道教与儒家一样，也攻击佛教为夷狄之教。对于儒家和道教在这方面的攻击，佛教则以孔老即佛，佛即孔老，虽有夷夏之别而其实道一的思想来反驳之。
    
    佛教的宗教哲学与儒家世俗哲学之争
    
    　　佛教宣扬三世因果报应说和神不灭论等神学思想，以及一切皆空，心生万法等宗教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儒家则重视现实世界，不讲来世及三世因果报应，认为现实世界不是空幻的。
    
    　　在南北朝时期，儒佛之间曾经爆发了一场神灭与神不灭，以及有无三世因果报应的大辩论。何承天、范缜等人主张“形毙神谢”、“形质神用”，无有三世因果报应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与当时的佛教信徒宗炳、梁武帝等人进行了大规模的论战，最后以范缜《神灭论》获得理论上的辉煌胜利而告终。
    
    　　在隋唐时期，我国佛教进入了全盛时期，产生了众多的佛教宗派，各个宗派先后都建立起了自己的完整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这些哲学思想归结起来无非就是宣扬“一切皆空”、“万法唯识”、“心生万法”等等。然而这些哲学命题，都是中国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思想，因此人们对它们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所以隋唐时期的儒学家们都没有能起来批判这些佛教思想，只是到了宋明时期儒学家才开始起来抨击佛教哲学思想。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张载、王夫之等人。其中尤以张载最为突出。他从元气本体论思想出发，指出：“知虚空即气，则有无、隐显、神化、性命通一无二，……。若谓虚能生气，则虚无穷，气有限，体用殊绝，入老氏‘有生于无’自然之论，不识所谓有无混一之常；若谓万象为太虚中所见之物，则物与虚不相资，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于浮屠以山河大地为见病之说。”（《正蒙•太和》）虚无即是气存在状态，有无、隐显、神化、性命皆是一气之聚散出入，决没有脱离气而存在的虚空。以此他批评道家“有生于无”的思想是“不识有无混一之常”；批评佛教（“浮屠”）把万象（万物）当作虚空中的幻相，就是陷入以山河大地为主观幻觉的毛病。在这里张载对佛道二教的批评是深刻的，切中要害的。
    
    　　下面我们再谈一下儒家与佛、道之间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问题：
    
    佛、道两教对儒家思想的吸取与融合
    
    　　佛、道两教融合儒家思想以充实自己的教义，主要表现在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吸取上。比如在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刚从西域传入中国内地，当时社会对佛教了解不多，佛教信徒们往往好用中国固有的思想，如黄老学、玄学和儒家的思想来解释佛教。如对佛教的涅槃寂静和一切皆空的思想，好用黄老学与玄学的无为说和贵无说加以解释。面对佛教的因果报应说，则用儒家的“福善祸淫”的思想来解释；对佛教的神不灭论，用儒家典籍中的鬼神说来解释等等。佛教信徒这种用儒家的思想来解释佛教的做法，是佛教初传时期佛儒融合的一种表现。
    
    　　自隋唐开始直至宋明时期，佛教在我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建立起自己的宗派，因此自隋唐始，佛教徒也就不再用儒家的思想牵强附会地来解释佛教，而是更多地吸取儒家的思想，尤其是儒家伦理思想，来充实我国佛教的思想内容。如隋朝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在《修习止观坐禅法要》中，谈到“善根发相”时说：“今略明善根发相有二种不同：一、外善根发相。所谓布施、持戒、孝顺父母、尊长、供养三宝，及诸听学等善根开发。此是外事。……二、内善根发相。所谓诸禅定法门善根开发，……。”这就把孝顺父母、尊长等儒家伦理与佛家的布施、持戒、供养三宝等同起来，一齐看成是善根的“外发相”（外部表现），从而把儒家思想纳入了佛家教义。
    
    　　到了宋明时期，随着佛学理论的逐渐衰弱，佛教思想中则更多地引进了儒家的思想。当时不论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学说，还是忠道孝道，乃至中庸之道，几乎无一不被吸收进佛教思想之中。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出世主义的佛教确实要以入世主义的儒家“三纲”为基础，离开了封建主义的三纲，佛教也就不可能在当时的中国流传。
    
    儒家对佛、道两教思想的吸取与融合
    
    　　儒家对佛、道两教，尤其是佛教的态度，在历史上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一般来说，在佛教初传时期，主要是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对佛教大多是采取排斥、反对的态度。之后，佛教在中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人们对佛教的思想有了较深的理解和认识，从而儒学家们逐步地改变了以前的态度，除继续指责佛教出家落发舍弃君父的出世主义思想之外，又开始对佛教思想，主要是它的哲学思想（心性之学）加以吸收，以充实与发展儒家的宇宙本体论哲学。
    
    　　在历史上较早提出融合儒佛道三教思想的儒学家，是隋朝的王通。他提出了“三教归一”说，认为周公孔子之教是最高最好的教化，但当时的儒家已经衰弱，产生了弊端，而佛教又是外来的宗教，不适于中国的需要，老庄道教所宣扬的“至德之世”，则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融合三教为一教。但王通对如何实现“三教归一”，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做法。其实三教是不可能归成一教的，它们三者各有自己的互相对立的思想。我们一般所说的“三教合一”，也只是指三教互相吸取、取长补短而已，决不是指要取消三教合为一教。
    
    　　到唐朝，柳宗元、刘禹锡等人，明确地指出了佛教的思想有与儒家思想相一致的地方，是不应加以指责的，柳宗元说：“浮屠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道异。”（《送僧浩初序》）以此说明自己所以“好佛”的原因。这就为后来儒学家出入佛教，大量地吸取佛教思想开了先河。
    
    　　而后的儒学家，尤其是宋明理学家，不少都是出入佛教的。他们对佛教的态度，除仍然坚持反对出世主义外，往往又都不同程度地吸取其哲学思想。例如程朱理学曾吸取了佛教华严宗的理事无碍相融说。《二程遗书》记载说：“问：‘某尝读华严经，第一真空绝相观，第二事理无碍观，第三事事无碍观。譬如镜灯之类，包含万象，无有穷尽。此理如何？’曰：‘只为释氏要周遍，一言以蔽之，不过万理归于一理也。’又问：‘未知所以破它处。’曰：‘亦未得道他不是。’”（《遗书》卷十八）理事无碍与事事无碍，就是万理归于一理，一理而万理。这就与程朱理学的“理一分殊”思想的提出不无关系，所以程颐肯定了佛教华严宗的这些哲学命题。正由于宋明理学大量地吸取了佛教的思想，从而大大地丰富了自己哲学宇宙论学说，建立了新儒学哲学体系。
    
    　　宋明理学，尤其是程朱理学，不仅吸取了佛教的思想，而且也还吸取了道教的思想。例如曾被朱熹推崇为道学（即理学）开创者的周数颐哲学，就是继承与发展五代宋初道士陈抟的《无极图》思想而来。周敦颐改造了《无极图》，写出了《太极图说》一书，阐发了无极、太极、性命、主静等学说。所有这些思想，为而后的二程朱熹所继承与发展，建立起了客观唯心主义的新儒学思想体系。我们可以这样说，宋明理学中的程朱理学较多地吸取了道教的思想，而陆王心学则较多地吸取了佛教禅宗的思想。就整个宋明理学而言，乃是儒佛道三者合流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