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与后（上）
老子在《道德经》第二章阐明了美论和善论之后，立即，一连说了六个“相”。就是：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倾，音声之相和及前后之相随。美论与善论，似乎偏重于总的理念，而接下来的“六相”，似乎偏重于做事做人的实际方法。
“有无之相生”，就是无中生有，然后有又归还于虚无。在我祖父的时代，做梦也想不到会有现在我们平常搭乘的喷射式的飞机。那时，他们连电视机也没有。到了我父亲一辈，电脑也是没有听说过的天方夜谭。就连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纸张，瓷器等等，也都是无中生有。特别是电脑的新旧淘汰率太快了，让人觉得很难赶得上。关于老子的宇宙论“有”与“无”，黑格尔也有过相当明了的哲学的阐述。爱因斯坦也有过类似的科学的阐述。
犹太基督教讲“创造论”，有点像无中生有。不过多了一个创世主的神（上帝），神说什么，什么就成了，也像中国人过新年祝福人家“心想事成”差不多。《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一章说：神起初创造天地，大地是黑暗、混沌、空虚，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有了晚上，也有了早上，这是“第一日”。神说：“水要分开”，于是水就上下分开。有了晚上，也有了早上（先晚上后早上是犹太人的习惯，一天是从头天晚上日落时算起。），这是“第二日”。神说：“水要集中一处，让干地出现。”于是水是大海，地是陆地，神说：“陆地上要生长植物”，于是地上长出各种蔬菜、树木，并且结各样地果子。有晚上和早上，这是“第三日”。神说：“要有光照在地上，分开为昼与夜。”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一点的光（太阳）管昼，小一点的（月亮）管夜。神把白天和夜晚分开，把光和暗分开。有晚上，有早上，这是“第四日”。第五天神造了地上的爬虫走兽和水中的鱼类。第六天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按照创世的程序和进展，第四天神才造了日和月，那么第一天的“光”是从哪里来的？既未有日月，那么第一天的晚上早上又是怎么来的？有人辩解说：第一天造的“光”是圣光，是灵光，不同于日、月的物质之光。明明神造了日、月是用来司分昼、夜的，分别光、暗的，那“灵光”是“灵”，没有时空的限制，应该昼夜通明的，那么第一天的晚上、早上是怎么来的？如果“灵光”也能区分昼、夜，第四天又何必多此一举地去造日、月，又说由日月来分出昼夜来？现在谁都知道：太阳是生命之源，没有阳光、空气、水份，植物是不可能生长的，在日、月未造成的第三天，怎么居然有了植物并果实？太阳和大地，谁先谁后，怎么在圣经的第一页就弄出这么个大的笑话来？神是个灵（耶稣说的《约翰福音四：24》），所以是自有永有，自在永在，全智全能的。既是“灵”，怎么会有物质的、受制于时空的“形象”？如果“照着神自己的形象”来造人？那么神岂不是也和人一样会死了！为了弄明白这些问题（还有许多疑问暂时不提了），笔者翻遍了古今神学家的著书，居然没有一个人把这些疑问解释清楚过，不是存而不论，就是囫囵吞枣。我想：摩西时代的犹太人写《创世记》时的知识程度，不能与廿一世纪的人相比。把一些事物颠倒了，也是情有可原的。不过很多神学家坚持“圣经是神自己的话”一句也不会错的，这就难说了。读者千万不能把这些当成无关紧要，伽利略因为发现大地是个球，是圆的，不是方的。不是太阳在走，而是地球在转。罗马教会根据《创世记》，说他：离经叛道，判处极刑，当众活活的烧死了。如果今天教会还有这样大的权威的话，那么，太空总署里的科学家们，一律都应该烧死！
儒家从来不说什么“有”“无”的问题，却有一个“天（上帝）”，和犹太基督教的耶和华神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儒家的“天”不爱说话，“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中庸》）。耶和华却非常好出头说话（见《旧约全书》），直到近千年来，大概听了孔子的劝导，完全不说话了。儒家的天和耶和华一样，非常有为，人间的什么事都管。譬如：孔子去见美女南子，子路很不以为然，孔子就赌天发誓说：“我要是存着不轨之心，天就会弃绝我（天厌之）。”（《论语·雍也》）孔子说：“天对我好（生德予予），那桓魋（音tuí）怎么奈何得了我！”（《论语·述而》）颜渊死了，孔子哭着说：“天毁了我啊！天毁了我啊（天丧予）！（《论语·先进》）。诸如此类。天也很可怕的，得罪天就不得了，孔子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整部《中庸》，就是讲天怎么伟大，教人以通过“中庸”而上合于天，有人叫它做：“天人合一”。不过，孔子一再自己强调：“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中庸》·第九）。一个局限的人，怎么能去上合于无限的天，逻辑上不可能，这是做不到的事。儒家的天与基督教的耶和华，二者之间最大都不同点是：耶和华为自己造了一个魔鬼（撒旦），纠缠得难解难分。儒家的上帝是一家独尊，绝对没有一个与他匹敌、抗衡的东西存在。
犹太基督教的神（上帝），在创造万物里，同时创造了一群灵体的天使。众天使中的首领，名叫路西佛，他不但长得美丽，而且聪慧过人。于是他就心气高大，要把耶和华踢掉，取而代之。因此，又名：撒旦。撒旦者，上帝之敌对也。神当然是当仁不让，于是他两个就互相在凡事上斗争，互相宣告自己是最后胜利者。旧约圣经里最先写的第一部书，名叫《约伯记》。后来因为圣经的编辑，把它挪到第十八位。《约伯记》记载的故事，是：一日，神与撒旦在天庭议事。神夸奖约伯这个人是极善良、正直和忠心的人。撒旦马上反驳，说：“你处处照顾他，让他富贵豪华，子孙满堂，他当然说你好了。如果你把这一切的福分都给他剥夺了，看他会不会当面弃绝你。”神说：“好！我们来试试。我把他交给你，只是不要伤害他本人。”于是撒旦下界，刮起一阵大风来，把他所有的儿女，牛羊，财宝，房产，通通在一瞬间毁灭掉。撒旦回到天庭，神很得意的说：“约伯虽然失去一切所有，但还是对我忠心耿耿。”撒旦说：“他的身体还是好好的，当然他不背叛你，如果是他身体受到折磨，看他变不变心。”神说：“好，任你所为，只是不要伤害他的性命。”（这个天庭好象拉斯维加斯的赌场）。撒旦就使他遍体生疮，疼痛不堪。他还是不怨神。这场赌博，神赢了。这个童话一般的寓言故事，却把上帝与魔鬼，两者既斗争，又联合；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点明了出来。活像一幅《太极图》。同时把“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牺牲）。”（《道德经》第5章）刻画得一清二楚。因此，基督教有辩证逻辑的思维的基础。由于上帝并非一体独尊，处处受到对手撒旦的制衡。所以在政治制度里会产生“制衡思想”，以至于发展出“民主主义的构想”。制衡与民主等概念很容易在西方茁壮起来，而在中国儒家思想的统治下，两千年来，不见一点端倪。
代表“天”的，在人间就是天子，皇帝，唯一独尊。自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以定于一尊。此后，天下臣民只有绝对顺从听话，发展到极点，不问什么理由，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所谓：雷霆雨露，皆是天恩。在家庭里，代表天的就是“父”。父要子死亡，子不得不亡。这是绝对的，不可抗辩的。臣不死，就是不忠；子不死亡，就是不孝。忠臣出于孝子之门，教忠必先教孝。譬如通行于民间的《廿四孝》，以“王祥卧冰”为例，母亲要想吃鱼，在严冬季节里，河被厚厚冬冰层冻住。王祥这个小孩为了“孝”，就脱光了衣服，睡在冰层上面，企图用自己的体温把冰层熔化，因而钓出鱼来，满足母亲的食欲。这种行为，不仅王祥会感染肺炎而死，而且家长是要坐牢罚款的，怎么能把它作为“标榜”来“提倡”？！这种不人道和虐待小儿无理的举动只有儒家能认为“合理”。在整本儒家的宝典《四书》里虽然强调“尧舜”是人类的典型榜样，而强调舜的篇幅远比尧来得多。认为大舜是“孝”的，更好的典型。大舜的父亲瞽叟，瞎了一只眼的残障人士，他却残忍凶狠异常，特别对待儿子舜，像眼中钉一样，百般虐待，不择手段，要把他置于死地。所幸大舜千辛万苦，存活了下来。这个大舜在青少年时代受尽了不可言喻的虐待和摧残，他长大以后很可能是个“精神分裂症”的患者，至少也很可能是个“极端主义分子”。这样的人当上了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我们应该为这个国家庆幸呢？还是应该悲吊？而这种片面独断主义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年，只要识字，就必从《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完全绝对儒家思想，一个字、一个字地背诵。每个中国人，直接间接的，两千年下来，被灌了满脑子的大舜、王祥。这种片面独断主义思想不知不觉的，已经辗转进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去了，根深蒂固，牢不可拔。而日本虽然也尊敬孔子，到底不像中国那样实在彻底，只要看，日本妇女不裹小脚，就可以举一反三。所以日本明治维新，一举成功，而中国，只能是昙花一现的百日戊戌政变而已。大家怪慈禧是维新失败的罪人，而慈禧是不得不顺应，在颐和园黑压压跪了一地的王公大臣。在“正统”中国人的思想里，什么宪法，国会……都是洪水猛兽，大逆不道。更有那些“既得利益者”在儒家的思想下，是理直气壮的不必自动放弃的。“专制”是中国历史特产，见皇帝要三跪九叩首，山呼万岁！在金銮宝殿上动不动，一言不合，龙颜震怒，就打大臣的屁股，当场打死的不少（廷杖制度）。大臣不管地位多高，年龄多大，只有叩头，叩响头，叩头流血，最后是“比干挖心”。想象中，那些胡须皆白的老头，跪在一个蛮不讲理、糊涂年青人面前，叩头流血，他怎么不当场脑充血的？
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18》。大舜是一个极不正常家庭塑造出来的子弟-“孝子”，所以大舜的孝，正说明了那个不应该有的，扭曲的，混乱家庭。这是从辩证的观点看事情，说的是真理。除非大舜的故事，完全是象“灰姑娘”那样的虚构幻想小说（fiction）。由于中国人被灌输了满脑子的大舜“虚构幻想”，把它当作真实，一听到老子的话语，简直就是“洪水猛兽”，非常难以接受。越忠实，越顽固的孔子信徒，就越对辩证思想的真理仇视。譬如唐朝的大儒韩愈，民初的饮冰室主人梁启超，他们骂老子，都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是读不懂老子的，可悲的是他们没有辩证思维的思想基础和悟性。推翻满清是一回事，民主宪政是又一回事。去了个满清，来了个洪宪称帝，改朝换代而已。到了民国初年，中国人中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中国进步，非打倒孔家店不可，于是有了“五四”运动。一个千年来深深印在血液里的东西，不是喊喊几句口号，上街游游行，写几篇文章，就能去得掉的，那只不过是个“启蒙”而已。蒋介石一生就跳不出孔孟的思想圈子，败退台湾之后，自己当“孔孟学会”的会长，认为，并且一再强调“孔孟思想”是反共的最有效武器之一，花了大笔钱到美国推行孔孟，在美国公园里为孔子塑铜像等等。那笔钱等于扔到了大海之中，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因为他的头脑不可能理解：现代的美国人是无法再退步到回去接受孔子的片面独断主义的。
不久前，《纽约时报》做了个调查统计，世界（西方）最受欢迎的十部大著作，以《道德经》居首。因为西方的人们有辩证思维的基础，一读到老子，就畅舒肺腑，他们到了那个层次能了解老子的说话，感觉得出来老子带给他们的益处和帮助。古代的来布尼兹，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如此，现代的人们更是如此。这正是《吕氏春秋》说的：“抱薪就火，燥者先燃；引水注地，湿者先濡。”关于这则消息，我不知道是应该为中国人高兴呢？还是悲伤？老子是中国人，《道德经》是中国人的无上瑰宝。而中国人在这点上，又落后了。
先与后（中）
老子的六个“相”，以“有无之相生”为首，中间经过难易，长短，高下，音声，以“前后之相随”殿后。前后之相随这句话的“前”字，很多学者都主张，应该改为“先”字，因为在《道德经》中，凡老子说到这个意思的时候，都是用“先”与“后”，只有在第二章里用“前”“后”。其实“前”与“先”在字义上是相通的，不过《道德经》的敦煌本、遂州碑本、强思齐本、帛书本，以及郭店楚简本都是“先后相随”。因此，在这里以“先”代“前”，似乎比较合理。既然“前后之相随”，老子在这段里，把他当作大轴子。从一般习惯来说，似乎是比较重要的，前面的龙套都是衬托后面主角出场用的。
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到先后，一气呵成。其实就是辩证逻辑，总体说的都是一件事——一个“方法论”。例如，老子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道德经》63章）又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39章）。“大国以下（以怀柔谦下对待）小国，则取（收聚）小国；小国以下（谦恭顺应）大国，则取（可得依靠）大国（而生存）。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畜人；小国不过欲入事人。两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为下。”（61章）……等等。
古代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就是“召陵之役”。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以“上尊周王”、“外攘四夷”为纲领。南方的楚国，自号称王，搞起“两个中国”来，并且以郑国为跳板，频频搅扰中原。于是，大义当前，齐国号召了其他七国诸侯，联军讨伐楚国，却以“伐蔡”为名。“八国联军”到了楚国边界，早有楚国一位使臣，衣冠整肃，停车在大路旁等候，要见齐侯。管仲说：糟了，伐楚是个秘密的行动，怎么楚国就知道了？必定有人泄漏了机密（其实是齐桓公的亲信竖刁，收受了蔡国的贿赂，把伐楚计划和盘托出。）。既然他们知道了，就必有准备，恐怕我们的计划要变动了。且看使臣怎么说？于是管仲乘车而出，与楚使屈完，彼此拱手答话。屈完说：“齐居北海，楚近南海，虽风马牛，不相及也。君兴兵来到我国境界，敢问何故？”管仲代齐侯说：“从前成王封我先祖太公于齐，赐命说：‘五侯九伯，汝世掌征伐，以夹辅周室。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凡有不共王职者，汝勿赦宥。’现在，自从周室东迁，诸侯放恣。寡君奉命主盟，修复先业。你们楚国应当向王室岁贡包茅，以助王祭。自从你们缺贡以来，王祭没有东西来缩酒，寡人事徵！昭王南征不返，也是为了你们的缘故（周昭王，讨伐楚国叛逆，在汉水全军覆没。），寡人是问！”屈完说：“周室自废纲纪，朝贡不到，天下皆然，岂独我楚？虽然是这样，包茅不贡，寡君知罪矣！敢不贡给，以承君命。至于昭王南征没有回得去，事情都隔了几十百年了，那你只好去问汉水吧，寡君不敢任其咎。”说完回车走了。于是管仲让齐桓公下令，诸军齐发，到陉山，离汉水不远的地方下寨。诸侯都来问，为什么不渡河去跟楚国决战？管仲说：“楚国既然预先派遣了使臣，可见早有准备。兵锋一接，难以复解。不如在此，遥张声势。楚国要是怕我们，一定再会派来使臣，到时于中取事，自有佳音。”诸侯不信，议论纷纷。
楚国方面，楚成王已派令尹（相国）子文为大将，屯兵汉水之南，准备大战。听说联军停住不进，子文就和成王商议，认为管仲是个智者，必有另一番见地。不如再遣使，探听动静，可战则战，可和则和。成王要再派屈完，屈完说：“臣已经答应了进贡包茅的事，如果您要和，我可以再去一次。如果您决心要战，请您另外派别人。”成王想了一想，说：“还是你去吧。和战由你决定，我不预先约束你。”于是屈完再登车出发。管仲听说，楚使又到，就同桓公说，这次要很有礼貌的，好好招待他。商谈的结果，达成协议。联军退卅里，到召陵札驻；楚国答应进贡包茅。屈完回来，成王变了主意，说：这样容易，和议就达成了，显见是他们怕了我们，还贡什么包茅？子文说：几捆茅草，楚国有的是,不值几文钱。为了几捆茅草而失信于八国？万一他们翻转了面皮，真的打了起来，损失的决不止几捆茅草。成王说：不然，周是王，我也是王，彼此是对等的，我怎么去向他进贡？屈完说：这个很容易解决，我们不用王号，只说是“远臣熊恽敬献”就得了。您不知道，去掉几捆茅草，直接通了周惠王。您想齐国一下子就能号召七国，就是利用周王的名义。我们直通了周王，齐侯就再也号召不起来了，这是一。这次八国散了，再想组织起来，就难了，这是二。等去进贡完了事，我行我素，照样蚕食中原，一步一步来，比以前还要顺手，这是三。暂时小忍一下，所得利益，不可胜计，诸侯从此对楚国都有了好感，自然削弱了齐国，这是四。成王说：“行了，行了，去准备十辆车的青茅，送到周国去就是了。屈完，还是你去吧。”
就这样结束了历史著名的“召陵之役”。鲍叔牙是个直肚肠的人（不懂辩证），忍不住来跟管仲辩论。他说：楚国称王叛逆是第一项大罪！你怎么费了这么大的事，就叫他贡点茅草就算了事呢？管仲说：“楚称王已经三世了。昭王南征，就是为了要他去王号，结果全军覆没。我们如果要他去掉王号，就得打算跟他作战到底，彻底毁灭了他才行。以前昭王是个例子，现在的楚王熊恽是个很英明的人物，子文又是文武全才的好宰相。他们君臣合作的又很好，就连这个“外长”屈完也是很有一套了不起的。如果真打了起来，还是很棘手的啊。现在我让他们在“几捆茅草”和“与‘八国联军’作战”之间有个选择。我料他们再怎么聪明能干，也舍不得放弃几捆茅草的‘大便宜’。再从我们这边看，只要他称臣纳贡，尽管只是几捆茅草，也还是他进贡来了。周王必定很高兴，用他来大事宣传，中央政府就气象一新。这样周王欢喜，齐侯盟主也有了大功，诸侯都有光彩，楚国也没什么损失，都是不费之惠，便是皆大欢喜。反过来看，万一作战失利，或者两败俱伤，或是战事长期拖延，齐侯这个盟主完了不算，周朝也就此了结。所以我这样安排，是舍难取易，大大上算的事啊！”不过，鲍叔牙听了，似懂非懂，一会点头，一会摇头，只是嗟叹不已。当然后世有不少人为此批评管仲，说说风凉话。可是，连孔子也还为管仲辩护，他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批判）管仲，吾其披发左衽（做亡国奴）矣！”（《论语·宪问》）事实上，自从楚独立称王以来，这是唯一的一次，向中央政府低了头！不仅如此，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无与伦比的！“尊王”和“攘夷”是管仲创建的大原理、大原则，成了万世中国人心版上的不成文的宪纲大法，是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法理和正义，是中国人永远不可能做亡国奴的基本根据。
近古，康熙廿二年，福建将军赖塔《致台湾延平郡王郑经书》，书谓：“自海上用兵以来，朝廷屡下招抚之令，而议终不成。皆由封疆诸臣，执泥削发登岸，彼此龃龉。台湾本非中国版籍，而足下父子，自开荆榛。且眷怀胜国，未尝如吴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弹丸之地，不听田横壮士逍遥其间乎？今三藩殄灭，中外一家。豪杰失时，必不思嘘已灰之焰，毒疮痍之民。若能保境息民，则从此不必登岸，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入贡可也。不称臣，不入贡亦可也。以台湾为箕子之朝鲜，为徐福之日本，与世无患，与人无争，而沿海生灵，永息涂炭。惟足下图之！”郑经复书：如约。请把海澄县开放，作为通商互市之所（台湾提出要求“三通”）。清朝对待台湾，可谓“大国下小国”，已经“下”（怀柔谦和）到极点了。和议即将达成，不料郑经去世，由长子郑克臧继承。郑经一向在外反清复明，曾与大将刘国轩，占领了福建许多城市。不过后来失利，把金门、厦门都失去了，退回了台湾。克臧代父在台湾管理一切，聪明能干，井井有条，从来没有过失，很受郑经的宠爱。唯有一个缺陷，他是婢女所生。郑经一死，大家以他不是嫡出为由，极力排挤，甚至闹到郑成功的妻子董氏老祖母那里。老祖母误信谗言，大家通同合伙把克臧设计毒死了。另立幼儿克爽，继延平郡王位。克爽幼小，不能理事，一切由权臣冯锡范专断。锡范专横，贪赃枉法，大失人心，经济搞得一败涂地。克臧虽死，人心不平。台湾分成两大派系，内斗得你死我活。福建总督姚启圣，派人日夜窥伺台湾情况。得了这个消息，就详详细细奏上一本。康熙认为机不可失，掉转面孔，立即易和为战。赏施琅水军提督，加太子太保衔，挂帅征台。
这时施琅早已练好水军两万。姚启圣领旨，计划要擒贼擒王，直捣台湾本岛。独施琅请先伐澎湖，他说：“直捣台湾本岛，台湾兵将无路后退，必要拼死一战，因此，路途长，费力，费时，比较难攻。攻打澎湖，虽然由大将刘国轩驻守，须靠着台湾补给，易攻难守。兵士想着还有台湾的退路，不必一定拼死。可是一旦澎湖失守，台湾自然气夺，可以不攻自溃。这是图难于易的战略。”果然不出施琅所料，刘国轩战败，逃回台湾去了。有人建议施琅，得了澎湖，应该休养士卒，再去攻台不迟。施琅说：“作战必须以士气为先，士卒乘胜，一鼓作气，一个人抵得十个人。若是一经休养，泄了锐气，就懒得动了。”于是挥兵直前，到了鹿耳门，战舰搁浅。正在危急，一阵潮水冲来。刘国轩在岸上一看，吓得魂不附体，说：先王来取台湾时，也是靠这般潮水，送他登岸。现在施琅来也是这样，这是天意灭台。免得生灵涂炭，赶紧投降。郑克爽缴出了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信和台湾版图。自郑成功在顺治十八年据台湾独立，共三代，廿三年而亡。郑克爽到北京，很受优待，受封海澄公，刘国轩和冯锡范同封伯爵。清廷在台湾开地垦荒，设一府三县，属福建省管辖，正式成为大清国领土。
（论者或问，施琅灭台之时，何以不见日本动静？郑成功（成功母是日本人）据台之后，台湾和日本一直保持亲密联系，想引日本为后援。何以台湾归入大清，并未见到日本出兵，甚至发言反对？第一，施琅攻台，不过几天之内，就占领了全台。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日本即使要出兵，根本就来不及行动。第二，日寇在明朝，曾经是中国沿海的大患，自戚继光予以痛剿之后，两百年不曾再到中国捣乱。当时康熙时代，中国正盛，怎敢轻易冒犯中国。第三，日本国内尚在紊乱中，可能还没有力量出兵海外。日本心里想台湾，真正到手，是两百年以后的事了。根据甲午战后的《马关条约》，台湾正式被日本从中国手中攫取。五十年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马关条约自然失效，台湾回归祖国怀抱，是理所当然。所谓：水流千遭归大海；原物归还旧主怀。有一批人，居心叵测，捏造出一个“台湾归属未定论”来，蛊惑人心。战后中国到台湾顺利接收，当时英、美、法、苏为什么没有说出半个不字？国际法既讲法理，也承认占领事实，而国民政府从接收到现在六十年。台湾一省，内中有廿四年在联合国里代表着全中国，难道这些都不是事实？后来人民政府接替国民政府代表中国，民国继承大清版图，人民政府继承民国，都是理所当然。理直气壮，既不许外人置喙，亦不容宵小作祟。）
顺便想起一桩近世的公案，与“难”“易”等的辩证原理也有关系。据说蒋介石曾有一封亲笔信，写给临走前的汪精卫。内中有这样一句话：“兄任其难，弟任其易。”当时中国大半已被日军占领，中国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还很是渺茫。遗留在沦陷区的同胞，水深火热，走投无路。汪精卫毅然离开大后方的安乐窝，“还都”南京，成立与日寇和平共处的政权。不要说别的难度都很大，就是汪精卫个人的名誉牺牲（去当汉奸），也是很难为一般人所能选择的。再说，即使当时不幸，中国亡了国，要责骂的也指责不到汪精卫的头上。如果真有那一封信，真有那八个字，那就证明蒋、汪之间是有默契的，是一种对日战略的运用。想汪精卫年青时，为革命去炸摄政王，这种行刺工作是必具有牺牲生命的侠义精神。汪氏一生不二色，对一个黄脸婆都不肯背弃，怎么会肯背弃国家民族？他一生廉洁，怎么老年后还会去贪图日本敌人的钱财地位？如果汪氏真是抱着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去南京的，那么，他一定事先再三考虑过，早对自己的名誉，后人罪我谅我，在所不计，已经完全置诸度外了。为此存疑，或非辞费。若其忍辱负重，历任艰难，可谓：“多易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63章）他既不为自己辩解，或是“大辩若讷”（45章），或是“善者不辩”（81章）。然而，汪氏逝世之时，人民痛苦流涕，嚎啕辟踊，自动罢工罢市罢学，如丧考妣。古今几人能如是，亦可以宽慰于九泉的了！
先与后（下）
老子的“六相”，同样在圣经新约的福音书里都找得到。譬如，耶稣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路加福音》14：11）“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路加福音》16：10）“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马可福音》10：41）“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马太福音》19：30）“人若赚到了全世界，却陪上了自己的生命，到底有生什么益处呢？”（《马太福音》16：26）……。Martin Aronson写了一本书，书名是：Jesus and Lao Tsu:The Parallel Sayings(Seastone出版)，全书分九章，也就是在九个大题目下，比较耶稣和老子的说话。几乎耶稣在《新约》里说的话，全部照抄老子。现代学者们考证，耶稣曾以十四年的时间在东方学习。印度有很多他的事迹，时正当中国在老子的教导下创造出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之后，老子之言盛行。耶稣有没有到过中国，没有人作过考证。即使只到印度，一样能接触到老子。我以为：中国道教人士应该根据现代西方考证的资料，在《老子化胡经》里有必要增加一部分新内容。
（笔者多年前曾经查考《汉书·天文志》，发现在汉平帝元始四年，有一颗大星出现，经日不灭，往西而行。由于《马太福音》曾经说耶稣出生时有一颗大星出现，并且有“东方三个博士”因为观察大星的行踪，到了伯利恒耶稣那里。送了耶稣三样礼物：乳香、没药和黄金。全世界的历史，只有中国历史有这样大星的记载。既有记载，当然有人要观察这个大星到底是这么回事了。而所送礼物，乳香、没药都是中药，送小孩子生日，用什么黄金锁片之类的东西，是中国人的独特习俗。同时天上的星和地上的人有联系，是汉朝时很普遍的信念。因此，那三个东方博士很可能是中国研究天文的人。而当时东西的交通也并非那么困难。元始四年，不等于西元元年。由于西元以耶稣生年为纪年，奉为“正朔”，是罗马以基督教为国教后起的。事隔三百年，而又因耶稣生日无从考证，马马虎虎的定了相近的一年为开始。后人将错就错，信为当然。据现代人反复考证，当时的罗马人弄错了四至六年。如果汉元始四年的那颗星，就是《马太福音》上的那颗星，那么，耶稣的生年应该是汉昭帝元始四年，这一年才应该是西元元年，比现在公推的时间早四年，那么今年就应该是西元2008年了。久悬不绝决的问题，就可马上迎刃而解了。）
“前（先）后之相随”，老子曾作下列补充说明：“圣人后其身而身先”（《道德经》7章），“进道若退”（41章），“强梁者不得其死”（42章），“圣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下（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人不重，处前而人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66章），“我有三宝，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今舍其慈，且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死矣！”（67章）。常言道：上等人不教自成，中等人一教就成，下等人教也不成。人类有智有愚，有先知先觉，有后知后觉，也有不知不觉。所以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则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41章）因此，所谓“先”“后”不是对着一般人说的，“圣人后其身”，是圣人才有资格谈先、后。譬如，一个一直考一百分的学生，有一天，考了个九十分，人就会说他退步了。如果一个学生，总是考零分的，根本就无所谓退步不退步。因此，“后”必须有“先”的存在在先，然后才能谈到“后”。“后其身”，即是：把自己往后面拉一点，退一步。一个人本来就在人家之先，退一步，就可能在人家的后面，也可能还是在人家的前面，只是感觉上他退后了。如果他本来就在人家的后面，再退也还是在人家的后面，就无所谓退后不退后。所以，这里有一个：“先”→“后”→“更先”的程式，是正、反、合。圣人原来就在先，他退一步，最后就得到更（真正）领先的效果。老子把它简化了，只说：后其身而身先。这是老子说话向来的习惯。
老子劝人家要“功成身退”，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这在历史中，可以常常看到，很多有智慧的人都这样做了，譬如华盛顿、孙中山，他们都得到了永远不朽的善名。可是，也有很多不够智慧的人们，完全做不到，想霸住不放，也没能做到，他们就得不到那种永远不朽的善名。就一般人来说，如果根本就没有成过功，也就谈不上退不退。对一般人来说，如果有人劝他们，要后其身，不敢为天下先，不可争先恐后……，这就有点不实际。俗语说：学如逆水行舟。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不是逆水行舟？人一生下来，就像参加了大人类的马拉松，不想跑也得跑，似乎是并没有选择的余地。在学校里，要竞争名列前茅。在家庭里要做好孩子，到了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就更紧张了。甚至于，有人形容它是人吃人的社会。有一个顺口溜说：年龄是个宝，学历少不了，能力作参考，关系最重要。在众人之中，你不退到人家后面，人家还要把你无情的推到后面去。如果你自动的转到后面去，你就恐怕再也没有机会爬到人前面去了。有人根据这点来骂老子，说他不该教人往后退。其实是他们断章取义，自己没有弄明白老子到底是怎么说的，就自以为是的骂出口了。也有现代解老的人，好意为老子辩护，说：老子教人往后退，是指着利益说的，是叫人不要争权夺利。把老子变成了一个说空话，不切实际的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有人说：老子不是劝人家“不争”吗？这也是失之于断章取义。老子从来没有叫人不争，而是叫人要争得聪明一点，要做到：叫人争不过你——天下莫能与之争。（66章）乃是不争之争。同理，“退”也不是退，而是“进道若退”“以退为进”的退，是辩证法，所以把许多人都闹糊涂了。老子如果尽让人吃亏，那他的智慧到哪里去了呢？老子理论的存在就不合理了，不合理的东西就不能存在。
在中国古典里，有很多地方都谈论过：“人主可骄人乎？士可骄人乎？”结论是：士可骄人，人主则断不可骄人。人主（领导）若是自高自大，就会失去一切；而士本来什么都没有，即使是自高自大了，也没有什么东西好损失的。因此，劝告领导人要谦卑退让，原不是对一般人说的。连耶稣说：在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做领导），就要谦卑服务众人。要注意“在你们中间”几个字，他也不是对一般人说的。
例如：王莽本是皇亲国戚，又当上了宰相。因为他特别的“谦恭下士”，这就成为他的“标志和特长”。一个领导人物在上位，居于众人之前，如果暴躁武断，刚愎自用，顺己则昌，逆己则亡，自高自是，专恣横行。无论怎样的奴才在他下面和后面，日子久了，也会忍无可忍，揭竿而起的，叫做：众叛亲离。如果他能谦恭下士，温和体贴，给人家的感觉是：处上而人不重（部下感觉不到他的压力），处前而人不害（跟随他的人们不会受到伤害），于是天下乐推而不厌（大家甘心情愿地推举他当领导而跟从他）。“谦恭下士”就是让人家不感到觉“重”和“害”的秘诀，也是让人家衷心拥护的秘诀。王莽因为“谦恭下士”而得到了尊位，就在他登峰造极后，突然转变了一百八十度，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暴躁武断，刚愎自用，不管他嘴里说的多么好听，也还是弄到众叛亲离，最后受诛于渐台。王莽卅八岁当大司马，五十一岁做宰相摄政，五十四岁居皇帝位，登峰造极，六十八岁被诛死。从卅八到六十八，这三十年里，前一半直起，后一半直落。直起直落，亲手得，亲手失，是中国历史里仅有的好例子。顺从老子的规律，就直起；违反它就直落，丝毫不爽。
又例如：韩信在占据到了三齐之地后，派人上书汉王刘邦，请求封他为“假齐王（代理齐王）”。刘邦听到了这样的请求，在韩信的使者面前，马上就气得骂娘。张良在他身边，听他骂得不像话，就暗地里踢了他一脚。刘邦正骂得爽快，经此一脚，突然醒悟了过来。于是他还接着骂，骂韩信不是大丈夫，要做王就应该做真王，屁，没出息，做什么假王。你老子就封你做个真的，马上就刻印，做好封册，封韩信做正式的三齐王。韩信那里有个策士，名叫蒯通。他替韩信策划说：将军你现在不同了，有了齐地做根本，你帮汉则汉胜，你帮楚则楚胜，你若两不相帮而独立，则天下鼎足而三，将来鹿死谁手，未可限量。韩信考虑了之后说：汉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背之不祥。以这样的理由回绝了蒯通。韩信是个精通兵法，会打仗杀人的能手，怎么突然这么温情主义起来？其实他计算得很明白：如果跟楚，项羽的个性和做人方式，一定不时会要求他不断证明自己对他的效忠，给他的压力会非常大，最后一定闹翻，得不偿失。如果继续跟随汉王，则汉王对他没有怎么大的压力，汉王对他很好，自己不吃给他吃，自己不穿给他穿。他清楚，汉王在军事上斗不过他，只有哄着他。对他来说，汉王处上而不重，处前而不害。如果自己独立，他有楚、汉两边的压力，别的还没什么，可张良略施小计，他恐怕就要吃不了兜著走。要是独立的话，总要在楚、汉两者之间选一个来联合统战，去打另外一个，看来必须联合汉来对付楚。既还是要联汉，何必先背叛来了他？所以他决定继续跟着汉王，兴兵伐楚，继续做汉王的攻狗。这就是粗中有细，柔里带刚的汉王“后”于人的好处，汉朝的江山是韩信打下来的，也是张良一脚踢出来的。刘邦不只后于韩信，也后于张良，也后于萧何，而他三个，要是没有刘邦，一个也发挥不了自己的所长。所以刘邦后其身而身先。
（顺便一提：张良失意时，在圯上，得了黄石公的道家真传。此后他跟谁说话，谁都听不懂，唯有见到了刘邦，一谈就通。可见刘邦的悟性和聪明是天生的，高人一等的。于是刘、张彼此如鱼得水，愉快合作，张良终于完成了灭秦的使命。并且为汉创造了四百年的基业，善名遗留千古。张良原是很“有为”的，所以有“博浪锥”，却行刺秦皇未遂。在圯上潦倒不堪，得遇黄石公，是他的“无为”阶段。遇到了刘邦之后是他的“无不为”阶段。）
列宁是一位深通辩证法的人，他的“后于人”“以退为进”“等，等，等”几乎都是挂在嘴上说的，不断地以此自我勉励和勉励同志。没有列宁，就没有苏联革命的成功。苏联在戈巴乔尔夫的手里出卖给了“犹太国际”，是戈巴乔尔夫对不起列宁，不是列宁对不起戈巴乔尔夫。
最受人攻击之一的是老子“不敢为天下先”的这句话。有人好意替老子解围，把它解释成：不敢为私利而争先。其实，天下人谁无私？“私”是与生俱来的本性之一，无私也就没有生命与生活了。所以老子既不能违反自然，就从来没有叫人要“完全无私”“去私”，只劝人要“少私”（19章）。由于人人都自私，大家打破了头，要想抢到，达到“私”的要求。可是天下很少很少人，凤毛麟角，真能得到所要的“私”。即使暂时得到了，也绝对长久保持不了，所谓：“金玉满堂，莫之能守。”（9章）而追求的结果，更多人得到的恰好是反效果，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便是。老子教人，要以“无私”——“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为”为手段，为过程，才真能“成其私”（7章）。“私”→“无私”→“成其私”，是一套辩证法。所以“不敢为天下先”这句话应该还有更意义深长的大道理在!
从前有个讽刺性的笑话，在曹州曹县有个姓曹的秀才。整天摇头晃脑，诗云子曰的。人家问他，你将来飞黄腾达要做什么？他说：要做“母狗”。大家都很奇怪，不知所云。问他为什么要做母狗？他说：子曰：“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孔子的意思是：面对钱财，不可不正当的去取得；面对灾难，不可不正当的去避免。）”原来他是个白字先生，他认不得“毋”字，把它当作“母”字。他认不得“苟”字，把它当作“狗”字。他说：孔圣人说的，面对钱财，唯有母狗可得；面对灾难，唯有母狗可免。人生在世，最要的是钱财；最不要的是灾难。只有母狗有钱可得，又可避免灾难，所以他要做母狗。于是人家给他个外号，叫：曹母狗。就连曹母狗也懂得：人生在世最要得的是什么，最怕得的是什么。
老子把“不敢为天下先”列为三宝之一，第一宝是“慈”，就是慈爱。人因为有了慈爱为动机，凭着慈爱，就勇往直前，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所以他说：“慈，故能勇。”第二宝是“俭”，就是节俭，也是收敛。《易经·节卦》说：“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所以他说：俭，故能广（因此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第三宝是：“不敢为天下先”，就是谦卑。《易经·谦卦》说：“谦，尊（高贵）而光（荣耀），卑而不可逾（身处卑下而素养高尚，没有人能超越过他。）”所以他说：“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当领导）。”反过来说：如果人舍掉慈爱，专门去搞勇敢，就成了莽撞，暴虎冯河；舍掉节俭，而去大搞群众运动，就是害民；舍掉谦卑，只顾去升官发财，那么，就死矣（要失败灭亡了）。因为那种作风就是“强梁”，强梁者，不得其死。是注定要失败灭亡的。老子这三宝，更突出了先与后的辩证运用。因此，也有人骂老子是阴谋家。其实，老子是实事求是的，他不是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更不是乌托邦的幻想家。说他是阴谋家不对，因为所谓阴谋家，是在暗地里害人的。他说的是宇宙规律，还再三地，明明地说。不如勉强说他是一位：运用宇宙规律来谋求人类真正幸福的策略家。这他提出的三宝，也是三方面对人审核的纲领和根据。
在刑事犯罪学里，要判断一个人有罪无罪，就必须要根据：动机(motive)，机会(opportunity)和能力(capability)三个基点来审断。检察官根据这三方面来调查起诉，辩护律师也根据这三方面来保护。譬如，一个人有谋杀人的嫌疑。第一要审查的是，那个死者的死，对他有利无利，还是有害无害。如果无利无害，他何必杀人？第二是要审查他的环境，他有无条件和机会去杀这个人？如果死者在上海，他人在重庆，他怎么杀得到那个人？第三要审查的是，这个嫌疑者没有能力去杀人，如果他是个瞎子，路都看不见走，怎么能飞檐走壁，到楼上杀人？检方和辩方都要根据这三个基点去搜求证据，以求断定此嫌疑者有罪无罪。如果因为某种因素，实在得不到真凭实据的话，只要能建立一个“合理的怀疑”(beyond rasnable doubt)，推理一样可以用来定案。
老子的三宝，也是同样的三个基点，根据这三基点来审查一个人，能不能当领导？人们也要根据这三基点来自己审查，能不能成功？是很科学的，一目了然的。所以老子把它们称为：三宝。正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33章）都得靠这个三宝。老子还担心人们不够深切了解和去执行，他再反过来说：“圣人去甚，去奢，去泰。”（29章）甚，是过分，也是超强的欲望和企图，与慈正好对立——慈爱的本质是牺牲为人，而“甚”是过分的为己图谋。奢和俭，正好是对立的。泰与谦也正好对立。甚、奢、泰的本质是属于反面否定性的东西，“去”是去掉，去否定。也就是损之又损，玄之又玄，否定之否定。去掉甚，自然就是慈，去掉奢，自然就是俭，去掉泰，自然就是谦。这三宝的意义，长阔高深，纸短情长，书不尽意。
世界上，物竞天择，弱肉强食，是个血淋淋的事实。它的存在也有它的道理，不是理想主义者骂几句就会消失的。人生在世，不是成功，就是失败，也是血淋淋的事实。所谓：人无良谋智，岂能富贵齐。从自身到国家，都得运用智慧、策略，无时无刻的保护自己，胜过敌人。是生存的起码要求，其急迫性有时只在呼吸之间。
还有就是庄子一类型的人物。他把人生，看得极穿，看得极透。他把成功名、富贵的两面性也看得透彻极了。因此，他想在世界上，找出一个更浪漫，更逍遥的方式来生活下去。老子并不反对他那种的生活方式，不过，人要能领悟到那个层次才行。要能甘心忍受贫穷、屈辱，却能自由，适性，率真，无忧。不过，这话也不是能对一般人讲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