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宗教、哲学与文学是同一时代精神文化不同层面的表达。作为中华文化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道教，在宋代发展到了一定高峰，它连同宋代理学体系一起，铸就了中华文化辉煌的文化景观。然而它们并不是决然对立的，而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本文联系宋代的文学思想，结合宋代理学演进的时代背景，考察宋代道教文学总体的发展情况，并稽查了宋代道教文学基本的发展脉络，试图说明宋代道教文学发展的发展机制及逻辑思路。
关键词：道教文学；宋代；发展机制；宗教与文学 
   作者简介： 陈文水，男，1981年生，厦门大学哲学系2003级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本文所指的道教文学，是以中华文化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道教的活动为基本题材内容的文学作品的总称[1]。从体式上而言，它主要可以分为道教散文、道教小说、道教诗词和道教戏曲等等[2]。目前学界对于道教文学的研究主要还是从中国古代文学与道教的关系方面进行研究 [3]；但总体而言，缺少把它当作一个时代性的文化意识形态现象进行研究。显然，宗教与文学都是人类必不可少的两种重要的文化现象、精神现象，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即都是运用想象去建构一个美好的世界，以满足人类永不安宁的精神渴求。正是这一种相同的特征，使得道教文学可以作为道教成熟时与文学发展期相重合的时代里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专题。
众所周知，作为中国古典哲学发展历程中一种有代表性的形态，宋学（又称道学、理学、新儒学等）以“天理”体系和极度的道德自觉构筑了一种个人道德修养、强调“礼”的社会作用，积淀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为精致、最为完备、最为辉煌的文化景观。在一种相对的研究层面上说，宋代的一些思想家是承继尧舜汤文武周孔的道统，并将“明道”、亲身实践作为其学术的终极目的和价值的，因此宋学可称之为道学。本文即是从这个视域和大背景出发，认为时代精神文化的发展具有其内在的逻辑与规律，并且受到极其复杂的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与潜在影响，因此，宋学理论的建构体现出了宋代文化史广泛领域的融构整合。[4]当然，在考察宋代文化史广泛领域的同时，不可忽视或无视于中华文化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道教在宋代的演进和发展以及它对理学理论体系建设的贡献。另外，道教对社会文化领域广泛作用并能够形成一种特殊的亲和力与结合性的文学思想和宗教活动亦不可不察。本文从这些基本理论前提出发，考察了一些以道教活动为基本题材内容的文学作品，管中窥豹，试图探讨并梳理当时道教文学的发展机制和发展脉络。

一、宗教社会化与“三教合一”

“安史之乱”使得唐王朝开始衰落，随之而来的割据局面让盛唐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于是，在唐代颇受推崇的道教也因此进入了一个相对衰落期。但是在衰落期中，它却酝酿着改革发展的机会。到了宋代，道教发展开始了新的动向。这表现在道教发展逐渐社会化和民间化。具体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在追求长生不老理论和实践的层面上，道教开始由原来盛行的内丹术向外丹术的转变；第二就是道教传播方向的改变，由原来的上层路线变为现在的下层路线，即宗教在这个时期开始民间化、社会化。[5]
道教社会化的直接的表现就是道士们普遍关注于现实、关注于社会，敢于直面民间疾苦、民众生活。在这个方面，晚唐的杜光庭（850-933年）是滥觞之始。他学道精诚，博通儒道经籍，而且勤于著述，写有《太上老君说常清静经注》、《道德真经广圣义》50卷、《广成集》17卷等二十余部，他一方面对以往道经进行了总结，另一方面联系了当时社会实际，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崇道活动。因此，杜光庭成了道教史上承上启下的人物。
接下来，宋代自真宗开始崇信道教，于是在北宋时期，正统道家嫡派丹道中心人物张紫阳创立了南宗丹道，到北宋末期，白玉蟾传承道统，弘扬道学，另外，当时北方的王重阳、丘处机等建立了全真道教，他们生当衰乱之际，以民间讲学传道的姿态，尽力保持着国家民族文化的元气与精神，这使得道教在很大程度上开始社会化、民间化。
在学理上，直到宋代，以道教为主体的宇宙生成图式空前发展并空前影响着其他学术，于是一个融合儒、释、道为一体的“三教合一”的理学时代开始到来。毋庸置疑，“三教合一”在宋代，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以“理”作为宇宙的最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辩结构的最高范畴的理学。它的发展高度在于依据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以儒家礼法、伦理作为理论核心，并且融合了佛道思想精髓而建构出来的一个全新的哲学体系。简言之，是新时代里儒释道的互融发展，从而产生了一番“三教合一”的新气象。
首先，宋学开山祖师周敦颐为三教合一创立了先例和有利条件。他以六经为本，合阴阳五行之说，出入释老，创造性地构制出《太极图说》，形成了“无极—太极—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并从中推导出“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的结论。这是在儒家学说里加入了道家内容，比较深刻地表现了两家学说的融合发展，为理学的开创奠定了方向。后来，邵雍又推进了两家学说之融合，他将天地万物抽象于象数演化的范畴，构造出了一个包括自然和人类历史的世界图式，为理学思想中的“天理”“人欲”对立指出了思路。直到后来，还有张载、二程、朱熹等为儒道融合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可以说，当时儒学、理学已不再“纯正”，它融合了道家的基本思想，在范畴和研究领域等方面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再次，从资料上看，佛教尤其是禅宗发展到宋代，特别是在宋未，“顿悟”之说中多杂“渐修”之义。一些禅师们在强调实证实修的同时，已经渐失祖师禅的神髓。可能是为了实证禅境，禅师们大兴文字禅，从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还引进了道教的“胎息”之说以明修持之功，将佛之禅“性”释为炼“心”，结果呢？“自失本心，丧坏道眼”，参悟之心永远为现实的、逻辑的、因果的链条所束缚。当然，这对于佛教禅宗而言，无疑是一种退化，但它对释老二家的融合却起着积极的作用，因为当时新道教正是从炼“心”入手，寻找其融合佛教的切入口。
当然，作为融合佛教的另外一个表现形式，当时道教内丹派在传统内丹说的基础上，大量地借鉴佛教的修持理论，将几种禅境与修真时的几重境界相对应，还不惜进行字面上的盗用，以参禅所悟之境来描述修道所获之真，使佛理道教化，甚至企图从教史上谋求佛老互通。新道教的这些努力，也对当时的三教合一起到了相当重大的推进作用，从而表现出了三教合一的态势和气象。
然而，从根本上说，儒、释、道三家思想各不相同，要想彻底的“三教合一”是不可能的。但这又是一种先兆和进步，即融合三家之“理”以后，重建了一个新的“理”，它具有了浅俗性和贴近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民间化和社会化，这为后来的道教文学的俗文学、市井文学，包括全真道之诗词、道教散文、文人的玄门情结等等奠定了广泛的思想理论基础。

二、“道”“文”的相互结离

以上已从时代背景和道教本身发展基本情况与方向进行论述，并分别指出了对文学的影响：三教合一为宗教文学特别是道教文学的浅俗化和通俗化、为解除思想壁垒奠定了内容基础，而道教本身的发展则为道教文学创造了丰富的条件和铺垫了平坦的道路，并开创了诸多文体。在这里可以看出，道教对于文学发展贡献无疑是巨大的，简单而言，就是为中国文学加深了哲理思考、刺激了文学想像力的发展、增强了悠远感、神秘感和超越感，并在无形之中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范围和表现内容。
刘勰曾在《文心雕龙•宗经》一章论文与经关系：“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极文章之骨髓着也。……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在刘勰的眼里，经之于文，是处于主导性、决定性的地位的，而文之于经，则是从属的、被动的。这种文宗经的文艺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不管是“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也好，还是“文以害道”也罢，但经与文的主从关系却从未被质疑过，只不过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各有侧重，或重文而兼及经义，或宗经以带动文风。因此，文与经——即“文”与“道”的关系，便是一个文学上饶不开的永恒的话题。
综观宋人对“文”“道”关系的理解，虽其大范围没有超出前人，但其发展过程中，却大概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变化：文道一体，文附于道；文气相连，文道并重；道文两分，重文轻道。这表现在文学史上，便是宋初文坛韩愈等人大倡古文，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一系列的尊体运动，而后期则导致了尊体运动的停滞甚至出现“降体”运动。下面就“道”“文”关系的结离略作分析。
在宋代，道教已经有一定的发展，但总的说来声势不是很大，发展远远不够充分，需要传播的空间较大，甚至当时还有一些道派正在崛起，如南宋金丹派南宗，他们为了进行传教布道、与其他教派学说交流融合，一些有文学素养的道士们自觉使用诗歌、散文等诸种体裁进行创作，记载道教活动和传播道教思想，作品数量煞是可观。当然，此时的大部分道教作品，基本上以道教内容为主体，宣传教义，并没有讲究和玩弄太多的辞藻和艺术手法。这是文道一体的阶段，文章作品的出现基本上是为了“文以载道”。如前者大部分的诗歌、散文作品，其中还包括对《易》的批注和解释。当时反映到文学层面上，是尊体运动的兴起，表现就是提倡古文写作，大兴古文之风。一大批儒学之士如柳开、石介等人，大倡“道统论”，在当时三教合一的大环境里，的确对道教文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和影响。
随着道教的影响扩大以及与儒释之学的融合，单纯的“文以载道”的作品声势逐渐降低下去，倒不是消失了，但此时人们更关注于一些文道并举、内载道教内容且更具文学色彩的作品。此时，一些非道教组织的文人由于同道教中人接触或由于其他原因开始涉入道教文学，并产生了大量的记载道教活动的作品，体裁有记录问答、经教言体、碑记、游记、杂记体等等，这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创作原则与个性之间的矛盾。但是到了宋未，一些文人受到了刚刚兴起的“文统论”思想的影响，开始专尚文辞，“道”“文”关系开始分离，终于在宋元之际出现了以文统道的思想，这是道、象数“俗化”、普遍化的必然结果，当时新起的说唱文艺形式，如散曲、杂剧等，不再专门记载道教正派的思想，而是泛化成记录一些仙人仙道的故事集，变成了神话了的寓言作为一种盛极一时的文学形象，如元朝的神仙道化剧。
联系上面所论及的三教合一背景下的文学走向以及道学的承传，从文学思想看，当时的“文”“道”发展是存在两种轨迹的：邵雍、周敦颐、张载等人的“道学运动”以及后来的欧阳修、梅尧臣的“诗文革新”运动，这两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恰好从“文”“道”两方向扩展了“文”“道”复古运动，共同构成了北宋儒学复古运动恢弘的框架，可以说，道统转化成文统是发展的必然，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三、“雅”“俗”转化扩大影响

如果说宗教和文学都是起源于人的生命需要和情感需要，从历时性的角度与共时性的角度，于是可以将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分为四种关系[6]：一是相同关系，即文学作品本身同时就是宗教作品，或者说宗教作品本身就是文学作品，即在同一份文本中，可以把它理解成文学作品或是道教作品；二是相容关系，即文本内容不单纯是宗教，宗教和文学在这里是同存共处，相互容受；三是相斥相反关系，即文本内容或属文学，或属宗教，但对于相异的内容采取了批判、排斥敌对的态度；四是相异关系，即宗教与文学两者不相干，独立独存。作为宗教文学中的一种，道教文学则完全符合这种规律。
不可否认，在道教思想传播过程中，道教文学起到了莫大的作用。它作为承载道教活动、思想教规的文学作品，必然经历一个由“雅”（道教本身内容）到“俗”（通俗文学内容）的转化过程，即从开始的比较简单的、纯粹的、同质的传播宣扬到较大规模的、起较大影响的传布接受。在这个过程中，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表现：
1.创作主体的俗化。道教刚开始的时候，道教文学的主要创作主体必然是隶属于道教组织、本身对道教有较多的了解和认识，又是亲身参与道教活动的道士、道人。他们在传播思想所创作的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化为道家的典籍，并收录《道藏》，后来，随着道教思想的传播，三教合一的逐渐完成，道教文学就不再只属于道士的专利和特权了。一大批非道教组织的文人由于接触道教或其他际遇，虽然他们不是道教中人，但也创做出大量的道教文学作品，这是创作主体的俗化过程。
2.传播受众的俗化。与创作主体的俗化一样的，是传播受众的俗化。有布道者就有受道者，有传播就有受众。在道教文学的传播中，受众也逐渐多了起来，即从原来的道教组织的道士到后来的一般文人，这体现了道教的发展历程。
3.创作体裁的俗化。这主要是针对道教文学作品的境界而言。起先一些文学素养较高的道士刻意去追求一种“清空”“骚雅”的境界，这种境界与道教的修行境界有合拍之处。于是很多直接引导道教修行的著作几乎都成了经典，但到了后来，一些道徒为了达到布道的目的，积极地借鉴了一些最为普通百姓所接受的艺术形式，即朗朗上口的散曲等，作为他们宣道的手段。当然，虽然这对新文学样式的成熟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却导致了道教文学的大众化、浅俗化。
在这种客观的俗化过程中，道教思想随之发展宣扬，而道教文学也随之繁荣多元。另外，当时道教文学反过来对道教的传播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和影响，这主要是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形象化、文学化。道教文学利用文学之手段，使道教抽象概念、无形之物变为有形之物，用具体形象的东西启发人、诱导人，让人在透过具体形象的事物去领悟和接受道教中的道理，并使之通俗化。宋代文人非常流行的宋词可以属于此类。
故事化戏剧化。利用情节与艺术争取了更多的读者，达到道教在民间社会上传播和教化的作用。在这个方面，道教文学的确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也成了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之一。
形式化。道教文学具有各种各样的文学形式，例如有宋词、诗歌、小说、散文、戏曲、记录问答、经教言体、碑记、游记、杂记体等等，可以说，道教文学为道教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语言美。文学是语言艺术。道教文学在这个方面特别重视，当然也留下可不少的名篇，如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道教诗。
道教就这样通过通俗的文学样式广泛地传播开来，并深入到中华文化之中，积极地促进三教合一，反过来，三教合一的客观趋势又促进了道教文学的发展。这就是宋代道教文学的发展机制、发展情况和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卢自强：《传统文化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3. [日]户川芳郎：《古代中国的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南怀瑾《中国道教发展史略》，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注释:
[1] 詹石窗：《南宋金元道教文学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2] 詹石窗：《道教文化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6－323页．
[3] 同[1]。《南宋金元道教文学研究》，第3-4页。
[4] 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1-35页。
[5] 詹石窗：《新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41页。
[6] 蔡毅、尹相如：《幻想的太阳──宗教与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