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所徐旭生前辈曾经这样批评历史所顾颉刚先生（1893～1980）开创的古史辨派：“近30余年（1917～1949），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可见古史辨派（即所谓“疑古派”）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巨大影响。1949年之后，古史辨派一落千丈，在我院只剩下刘起釪、王煦华二位先生为古史辨派的后劲。
     一、求学经历
     刘起釪先生，1917年生，湖南安化人。刘先生的父亲早逝，从小由爷爷指导读书。刘先生的祖父吟古先生是近代湖南大儒王先谦（1842～1917）的弟子，刘先生从小在爷爷的指导下读《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文辞类的古书，13岁读《左传》，15岁读《尚书》，每年点读一遍《左传》。刘先生少壮时期对《文选》和桐城派下过很大功夫。刘先生17岁时，到省城长沙读高中。工作数年后，到安化县蓝田镇国立师范学院补习英文，在这期间，刘先生的文章受到国学大师钱基博的赏识。1941年秋，刘先生考取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南京已经沦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南京大学也随国民党中央政府迁往重庆。那时物价飞涨，生活十分困苦。以刘先生的老师顾颉刚这样的名教授为例，他一顿本来要吃三碗面条才能饱，但只吃得起两碗（据台湾版《顾颉刚日记》）。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刘先生刻苦学习，被顾先生称为“高才生”。刘先生1942年记录的顾颉刚讲授春秋战国史的笔记，1985年以《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为名由巴蜀书社出版，传为佳话。
     中央大学颇欲与北京大学争正统，师资很强，以历史系为例，系主任是金毓黻先生，教授有顾颉刚、丁山、张贵永、沈刚伯、郭廷以、蒋孟引、白寿彝、蒋复璁、贺昌群、韩儒林诸先生。大学期间，刘先生充分显示了他的文学才华，很受中文系的汪辟疆、罗根泽、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伍俶傥等先生赏识。重庆有个小地方叫柏溪，刘先生撰《柏溪六记》，传诵一时。史地系主任缪凤林先生、理学院辛树帜、欧阳翥、胡焕庸等先生也对刘先生十分爱惜。顾颉刚劝刘先生：做文人不如做学问永垂不朽。大学毕业，刘先生本来准备跟随董作宾先生研究古文字的，为避免卷入派系之争，1945年乃投入超然于两派之外的顾颉刚门下，研究《周礼》。
     1947年，刘先生研究生毕业，进入新成立的国史馆作助修，半年后升任协修（同副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国史馆于1951年改组为中国科学院南京史料整理处（今南京第二档案馆），刘先生任研究组长，整理了3000多万字的档案，偏离了学术研究。而刘先生的顾老师，1959年奉命担任问题极多难度极大的《尚书》全书整理研究任务，1962年在广东从化休养地遇到周扬，请调刘先生相助。当时历史研究所和南京史料处同属中国科学院，调动比较顺利。刘先生调到北京后迟迟进不了历史研究所，在中华书局一徘徊就是十多年。直到1975年，顾颉刚才托白寿彝请胡绳帮忙，将刘先生调到历史所。此后，刘先生就在北京干面胡同（后来是南沙沟）顾先生家中上班，从事整理、研究《尚书》工作。1980年顾先生去世之后，刘先生独立承担起整理《尚书》的工作。1981年，刘先生入住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刘先生将60岁到80岁作为自己的盛年，在这期间写出了享有盛誉的《顾颉刚学述》《尚书学史》《古史续辨》《尚书校释译论》等要著，“实怀感激奋发心情所写”。此时刘先生完全失聪，在无声的世界，创作了惊心动魄的鸿篇巨制，可与贝多芬失聪后创作《第九交响曲》比美。作为国际公认的《尚书》学权威、我国硕果仅存的中国上古史专家，刘先生对劲松念念不忘，来信说：“我学术的盛年就在这里熬出来”。
     2004年10月起，刘先生定居南京，从此完全不能从事学术研究了。
     二、学术传承与创新
     多年前，我将顾颉刚先生及其开创的古史辨学派的杰出成就分为四块：经学，上古史，历史地理，民俗学。刘起釪学出顾门，在前三大领域都有杰出的建树。
     （一）经学
     顾名思义，“经学”是研究古代经书的一门学问。我国的经书由最初的五种演变到“十三经”，皓首未必能穷经，因此是从娃娃抓起的。人到中年，刘先生追随他的顾老师整理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也是最难的一部经典。顾先生善于搜集资料，凡他写过的论文，他人再增加几条资料都很困难。刘先生继承了这一作风，到京后正值身体健旺时期，花了半年时间跑北京市的图书馆和旧书店，搜集群经所能见到的各种版本情况，用卡片记下来，回来与宋明至今各种书目及文献著录相对勘，撰成《尚书及群经版本录》；刘先生所在的中华书局藏书甚富，藏有历代石经图书、图录、拓片，加上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等处的石经图书等资料，刘先生撰成《历代石经》。又据顾先生所藏和中华书局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及所能复制隶古定写本原照片、影印本、缩微胶卷本，撰写《尚书隶古定写本》。上述资料，都汇集到1997年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尚书源流及传本考》。1989年和1992年，刘先生到日本讲学，又搜集到一些珍贵资料，已出版《日本的尚书学与其文献》一书。刘先生的《尚书学史》是《尚书》研究者的必备著作，曾获院级大奖。此书也是顾颉刚先生整理《尚书》的计划之一。
     顾颉刚已为整理《尚书》确定了体例，并且有样板文章发表。所谓体例，即校、释、译、论四项。“校”即校勘版本，“释”即注释字义，“译”即翻译成白话，“论”即考证历史事实。刘先生于1999年完成《尚书校释译论》，与顾先生一起署名。诚如刘先生在书首所说：“历时30余年（1963～1999），备经交困以撰成此书。”《尚书校释译论》早已是学术界的一大悬念，出成170万字的大书，无疑代表了当今《尚书》学的最高水平。我国典籍浩如烟海，如果真像顾、刘二先生整理《尚书》那样下一番真功夫，我国学术界的学风尚不至浮躁如此。
     （二）古史2000多年来，经书独尊。读书人从小读经、信经，离经等于叛道。从清代开始，渐有一股化经学为史学的趋势。民国以后，受西方现代研究方法的洗礼，经书变成史料的一种，可以说是由天上回到了人间。刘先生对《尚书》《左传》《周礼》这几部大经都有深入研究，为他的古史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1941年，古史辨派干将童书业先生为《古史辨》第七册作序，总结“《古史辨》发展到了现阶段的大略结论”，遗憾的是《古史辨》出到第七册就划上了句号。刘起釪继起再考，将自己的古史论文集取名《古史续辨》，其中如《我国古史传说时期综考》，受到香港国学泰斗饶宗颐先生的高度评价。搜集史料乃古史辨派所长，刘先生的古史研究体现了他搜集材料的功夫，他一再勉励年轻人要在这方面多下功夫。
     1992年以来，中国学术界流行“走出疑古”，矛头直指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所谓“疑古派”，刘先生撰写长文予以反驳，充分显示了他对古史辨派的热爱。
     （三）历史地理
     中国人号称是炎黄子孙，这当然只是就远古较大的炎帝、黄帝两大族系而言，忽略了东部和东南一带庞大的鸟夷族系。鸟夷族系无论从分布之广、还是人口之众，都不比炎帝、黄帝两大族系逊色。炎帝、黄帝两大族系发源渭水流域，互相通婚，本质上属于西部文明。鸟夷族系发源于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本质上属于东部文明。这东、西两大支文明构成了中国文明的中心，因而中国古史的舞台以北方为主。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文献记载，关于南方文明都是少而又少。古人长期把南方误会为一片汪洋大海，或者将南方想象为神秘的地方（天子向明而居）；这是一种认识误区，而不是意味着南方文明本身是一片漆黑。刘先生秉承顾颉刚东西方两大族的主张，大方向是对的，但对于另一大族鸟夷族有误解。刘先生主张北方有一支鸟夷（冀州），南方一支鸟夷（扬州），把鸟夷的范围缩小了。实际《禹贡》原本必然都是鸟夷，哪有那么多夷人住在岛上！鸟夷只是以鸟作图腾的族群。鸟夷族的大本营在东方，扩张的方向是向西，很可能已经到达陕西东南的丹江、汉水一带。
     20世纪80年代，刘起釪结合山西陶寺遗址的新发现，纵论夏文化始于晋南，然后东进河南。由于积数百年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力量壮大，才一举东入豫境，击败鸟夷有扈氏之族，建立了夏王朝，都阳城（河南登封告城镇）。很可能夏人的发祥地还得往西寻找，估计在渭水流域。
     刘先生对《禹贡》地理的考证继承了顾先生的大方向，在《文史》发表了好些大文章，备受日本《尚书》学权威池田末利推崇，我则学浅，未能领会，经常和刘先生争得面红耳赤，吓得保姆以为我们在吵架。我以为不管是顾颉刚还是刘起釪先生的历史地理学，疑古还不够，与异军突起的石泉（1918～2005）学派相比，有落伍之嫌。
     三、备经交困，心愿未了
     刘先生的老家在农村，老家经常来信，希望得到刘先生的救助，而刘先生能力又很有限，常陷于痛苦无奈之中。可能是在2000年，我已是副研究员，工资是1700元，刘先生退休工资是1900元，顾颉刚的助手王煦华号称“特约研究员”，实际是副研究员待遇，工资1500元。刘先生常说他终老的待遇是1956年评定的副研六级，60岁按时退休，没有返聘，工资少了不少。刘先生因为失聪，和他人交流只能靠笔，他把药品说明书都攒下来以供书写。有一次我和顾先生两个女儿去看他，他非留我们吃饭，吃到一半，破旧的桌子有一条腿突然断了，菜汤撒了一地。刘先生住的房子在一层，建筑面积只有60多平方米，昏暗寒冷，且无法洗澡。2000年3月19日，刘先生给我寄来14页、近两万字的长信，诉说生活的不顺，但他从来没有因为受到委屈就迁怒到不做学问。就是在这样没有经费、没有助手的情况下，刘先生退休后完成了一系列传世之作，确属“备经交困”。
     刘先生不愧是湖南人，有着典型的火爆、直率性格。他在历史所没有评上带博士的资格，只指导过一名硕士研究生。最让他忧虑的是，学术界以墙倒众人推的态度对待古史辨派，他希望有人辨诬，有人弘扬。浅薄如我，竟然被刘先生当作顾派第三代接班人培养，与别人谈话也不掩饰，根本不考虑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我跟随六年的杨向奎先生，早已声明脱离古史辨派，刘先生很担心我受杨先生影响太深，偏离古史辨的路子。2002年10月7日，刘先生来信：“而像您这样一个有写作能力、有才华、有学术基础的，能归到顾先生学术阵营来是顾学之幸，也是祖国学术之幸，所以我馨香祷祝您能走上顾学之路，做梦也想您真成为顾学传人。”这就是一个年近九旬的学术前辈对学术队伍的期望，虽备经交困，仍念念不忘学术的未来。2003年7月1日晚，刘先生找我长谈，他说：“今年一个人关在屋里，没有一个人劝说，但思想起了很大变化。一幕幕回忆过去为人和做学问，觉得都太狭隘，不够宏大宽容。对那些红极一时的人物，根本用不着驳斥，不仅当代人看得清楚，学术史也会做出检验。”
     刘先生也是一个极重礼义、极重感情的人。他晚年苦于帕金森症，手颤得端一碗饭都摇摇欲坠，但经常给我写长信，有几封还是万言书，探讨学问。2004年9月2日，刘先生即将离开北京，定居南京。他来信说：
     人生遇合真是难得的机缘。釪浮生荏苒，曾经行过万里路，也读过者可能及万卷书，最后迄今七八十之年，乃获遇足下，始瞿然惊觉世间真有美材，真有佳士，乃蒙不弃衰朽散材，殷殷然以问学切磋相顾，益感盛谊之弥堪珍视！……
     刘先生离开北京后留下几个遗憾。例如早年关于《左传》和《周礼》的研究，已有成稿，需要增补。再如顾先生1978年亲自拟定的工作计划（《古史考》第五卷），其中有“指导刘起釪同志从事伪古文二十五篇的疏证工作”，刘先生显然已无法完成。我衷心祝愿颐养天年的刘起纡先生心舒体泰、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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