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包罗万象，是中华智慧的源泉，先秦诸子的思想也多受《周易》的启发和影响。本文试就《周易》节卦所蕴涵的思想与墨子节用、节葬思想的比较，及儒、墨在“节”上的不同取向作一分析。①
一、节度与节俭
《周易》作为一部闪烁着先哲智慧光芒的、百科全书式的经典，在六十四卦中能够有一卦专门讲“节”，足见作易者对节的重视。与之相应的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也对节情有独钟，在《墨子》一书中今存“节用”上、中篇，“节葬”下篇，另有“辞过”篇也是专门讲节的。②那么，节卦的节与墨子的节有什么关联？我认为，墨子尚节思想是受《周易》节卦影响而生发的，但他重点发展了节卦中的节俭思想。对节卦中的节度思想，墨子虽有继承，但其发展节度思想不如孔子生发的彻底、深刻。
节卦之节是广义的节，既包含在为人处世、为政治国方面的节度意思，也有财用方面的节俭意思。《序卦传》“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孔颖达解释“节者，制度之名，节止之义。制事以节，其道乃亨。”朱熹亦曰“节，有限而止也。”《周易》节卦肯定“安节之亨”，“甘节之吉”，指出“苦节贞凶。”因此，节卦重点突出的是节度的思想，反对过和不及，并从对不节、苦节两个极端的否定，引出甘节的得位中正。在《周易》中，节度的思想不只存在于节卦一卦之中，在许多卦里都或多或少地蕴涵着类似的观点，而且体现在为政治国、修身齐家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作为《周易》首卦的乾卦就是以龙为喻，进行总论式的阐发，提出要居中得位，中节合度不逾越，在下则“潜龙勿用”，在上则“亢龙有悔”，惟有九五居中得正而“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又如临卦九五“知临，大君之宜，吉。”说的是君王应该具有临卦《彖传》所说的 “刚浸而长，说而顺，刚中而应，大亨以正” 那样的大智。除了修身、治国等要讲节度，古人在狩猎等活动中也强调节度。比卦九五的“王用三驱失前禽”讲的就是在田猎方面要遵守节度的狩猎习惯和规制。凡狩猎必使虞人将狩猎区域围三面而留一面。围猎时，虞人将猎物赶出来，如果猎物朝着留出的那面逃窜则不能射杀，任其逃逸；而对往里跑的，则逐而猎之。屯卦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则讲如果没有虞人配
①学界对《周易》节卦与墨子尚节思想的比较研究尚不多见，孙熙国在《周易研究》2001年第4期发表的《<周易>古经与墨家思想》虽有一部分专门谈了“《节》卦与墨家的尚节思想”，但还不全面、不深入。
②王焕镳先生在《墨子校释》一书中认为现存《墨子》“辞过”“篇中只言宫室、城郭、衣服、饮食、舟车和蓄私之节，无一语及于‘辞过’，而与《节用》上、中两篇内容全同，当为《节用下》篇原文。”
合、引导的猎鹿行动是不宜进行的。如果强行追猎，必有吝。这些都是先民在狩猎方面的节度观，说明当时已经有了不涸泽而渔的意识，体现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思想，后来将这种狩猎方式引伸到治国上，则衍生出网开一面的法律宽宥。儒家所说的“不教而杀谓之虐”[1]和反对“罔民”[2]等思想主张都与此有关。这种讲求节度的狩猎方式说明了很早中国人就有了科学发展观，就理解了人与自然的依存和共生关系，并能自觉地将其应用到为政治国上。
《周易》节卦除了具有节度的核心概念，还具有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财用上应该节俭的意思，只不过由于节卦更多谈的是节度意义上的节，节俭的意思不很突出罢了。对于节卦的节俭含义，《彖传》明确指出：“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朱熹在《周易本义》中也认为节卦有节俭的含义，所谓“治理其财，用之有节。”这些都是把节俭作为节卦的应有之义来看待的。其实《周易》中重视节俭的卦还有一些，如否卦《象传》“君子以俭德辟难”告诉我们否卦也是讲节俭的，并把节俭作为一种道德来看。这种观点成为后世“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3]的思想渊源。
墨子尚节的思想在含义上与周易的节卦侧重不同。墨子主要强调的是财用上的节约和节俭，他的节观集中体现为节用、节葬、非儒、非乐。墨子认为“恶恭俭而好简易，贪饮食而惰从事，衣食之财不足”[4]是造成一个人贫穷的原因；为政者横征暴敛，在宫室、衣服、食饮、舟车、蓄私等方面不节俭，是导致国家昏乱的根源。与此相反，“禹七年水”、“汤五年旱”却没有出现“冻饿之民”，就得益于“其生财密，其用之节也。”[5]由此得出结论是，不论个人还是国家，不论修身还是为政治国，都要尚节，并提出了“财不足则反之时，食不足则反之用”[5]和“以时生财。固本而用财，则财足”[5]的思想。墨子强调财用上的节约，最终落脚点也在于治理国家上的应用，通过“节于身，诲于民”，达到“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财用可得而足”[6]的目的。同时，尚节也是墨子兼爱思想在财用上的体现，更是他关于为政治国的一个重要主张。墨子把节作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手段，认为“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6]在他看来，在治国上要想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必须“去其无用之费”，“去无用之费，圣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7]只要这样才能“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7]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7]的为政误区。墨子把培养崇尚节俭之德的社会风气作为一种统治手段，认为“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6]“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故民无仰则君无养，民无食则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务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节也。五谷尽收，则五味尽御于主，不尽收则不尽御。”[5]主张在国家遇到饥谨灾荒时要损禄以缩减行政支出，并在饮食、衣服、车马等方面降低规格，“彻骖騑，涂不芸，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5]
墨子在将尚节思想由平常日用之节发挥到为政治国，提出“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6]思想的同时，也敏锐地意识到中和之节，“天壤之情，阴阳之和。”[6]但墨子尚节思想的特质仍主要集中在日常生活方面，而很少提及时中、中和等抽象化的节度含义。从这个意义上看，《周易》节卦的内涵和外延都要大于墨子的尚节意蕴，日用上的节俭不是节卦的核心思想，节卦更多的是强调在处理问题上的节度，讲求凡事要中乎节。因此，从易传开始就为节卦的主旨定下了基调，即“当位以节，中正以通。”[8]“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9]后人在解易时也多没有突破这一苑囿。
二、甘节与苦节
从初爻到六爻的渐次演变，节卦向我们昭示了有节乃亨，乃吉；不节或苦节，特别是苦节，都将导致凶的结果这一义理。从初九“不出户庭，无咎”和九二“不出门庭，凶”这两爻的关系看，“不出户庭”是针对节之初而言的，所谓“知通塞也。”[9]告诉人们要谨言慎行。“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10 ]而由户庭发展到门庭时，则应知节而动，到了该通塞的时候，如果仍然蛰居不出，则凶。即所谓的“失时极也。”[9]初、二两爻体现的是“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10]的道理。六三是告戒不节的人要知嗟悔，六四则要求人要“安节”，“安节，亨。”节卦的核心之爻在于九五“甘节”，“甘节”是节卦所倡导的理想之节。节卦反对的是“不节”和“苦节”。不节若嗟悔尚可无咎，而苦节由于“其道穷也。”[9]必将“贞凶，悔亡。”节卦卦辞开门见山说：“节，亨，苦节不可贞。” 一语道破了节卦尚节、反对苦节的主旨。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节卦所倡导和弘扬的是九五这个全卦之主所体现出的义理——甘节。金景芳和吕绍刚先生认为“甘是味之中，甘可以受和。和就是节咸枯酸辛等偏味而使之适中。”[11]《周易》尚中、尚正。此九五，以阳居中得正，把节卦的意蕴都囊括于此。正如《周易》坤卦用黄裳的色之中来譬喻一样，这里作易者用味之中来譬喻节的中正内质。与九五相反，上六则居节卦之极，过中，故云“其道穷也”。《周易》讲阴阳消长、否极泰来，上六过中，按照易理，必将发生质变，发展到下一卦。因此，作易者用苦节来给上六定位，而这个定位正是卦辞 “苦节不可贞”理念在爻辞中的具体体现，是《周易》所否定的。
在对节卦的六爻进行纵向维度的解读后，我们有必要将节卦与他卦进行横向维度的综合考量。在六十四卦中，与节卦关系较密切的，一是艮卦，一是小过。先说艮卦。“节，止也。”[12] “艮，止也。”[13]节卦初、二两爻讲言语之节，艮卦的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亦讲言语之艮止。艮卦《象传》所强调的“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艮其辅，以中正也。”说明艮止的关键在于居其位、中正，这也与节卦《象传》所说的“甘节之吉，居位中也”的意思相同。艮卦“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13]的思想与节卦所隐含的“知通塞”、“时极”的观点是极其相近的，并且成为儒家“无可无不可”、“时行时止”的处世哲学的理论滥觞。再说小过。节和小过在六十四卦中分处第六十卦和六十二卦，中间仅隔一个中孚。《序卦传》曰“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阐明了三卦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苦节必过，但中孚是讲诚信的，所以“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14]故为小过。而同样是 “慎言行，节饮食”[15]的颐卦，却因为颐养使得养患为大，颐之后，必大过。“大过，颠也。”[12]“小过，过也。”[12]《杂卦传》对大过、小过卦名之释正说明了作易者有循序渐进、量变质变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除了从义理上分析节卦与小过的关联，我们还可以从象数上得到进一步印证。从两卦的卦象看，如果暂不考虑上爻，节卦与小过两卦的其余五爻从初到五都是阴阳颠倒，惟独两卦的上爻都是阴。那么为什么在这点上没有颠倒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周易以阳为大，以阴为小，故大有、大畜、大壮、大过皆阳多于阴；小过则阴多于阳。①如果小过上爻不是阴而是阳，则小过全卦的阴爻、阳爻数均为三，阴阳爻数相等，则无过可言。
对比《周易》节卦，我感到墨子的节用、节葬思想已有苦节的倾向。如，在衣服方面，主张“冬服绀緅之衣，轻且暖，夏服絺绤之衣，轻且凊，则止。”[16]在饮食方面，提倡圣王之制“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不极无味之调，芬香之和，不致远国珍怪异物。”[16]反对“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6]的骄奢淫逸。在居住方面，认为住所“旁可以圉风寒，上可以圉血霜雨露，其中蠲洁可以祭祀，宫墙足以为男女之别，则止。”[16]在交通方面，墨子认为圣王作舟车是因为“重任不移，远道不至。” [6]因为“大川广谷之不可济。”[16]
①小畜是个例外，乾下巽上，阳多阴少。对此，金景芳和吕绍刚先生在《周易全解》中解释为“此一阴爻畜五阳爻，故曰小畜。又，巽顺畜刚健，是用柔顺即‘小’的办法，不是用强力即‘大’的办法，也是本卦取名小畜的一个因素。”
而舟车的作用就在于“车以行陵陆，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7]“以便民之事……可以任重致远。”[6]因此“凡为舟车之道，加轻以利。”[7]“足以将之，则止。”[16]在丧葬方面，墨子反对“大棺中棺，革阓三操，璧玉即具，戈剑鼎鼓壶滥，文绣素练，大鞅万领，舆马女乐皆具，曰必捶涂差通，垄虽凡山陵”[17]的厚葬做法，倡导“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佴乎祭祀，以致孝于亲”[17]的墨家节葬之法。总之，墨子的节用、节葬思想就是取法古者圣王的“节用之法：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16]
墨子把衣、食、住、行、葬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生活支出方面的节俭引申到礼乐制度上，则主张非乐，反对儒家所倡导的繁复侈糜的礼乐制度。《墨子》“非乐”篇开宗明义指出：“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墨子痛切地看到，“今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既已具矣，大人锈然奏而独听之，将何乐得焉哉？其说将必与贱人不与君子。与君子听之，废君子听治；与贱人听之，废贱人之从事。”[18]并以齐康公喜好“万”舞而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为例，揭露了“王公大人惟毋为乐，亏夺民之衣食之财，以拊乐如此多也”[18]的问题实质。由此可见，墨子不是简单地反对礼乐，而是针对骄奢淫逸的残酷社会现实主张非乐。他把非乐的原因归结为王公大人为了享乐而厚敛于民。
墨子节用、节葬、非乐等尚节思想是他面对“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6]的社会现实所发出的呐喊，虽然有一定程度的“苦节”倾向，但其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现实合理性。“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19]墨子不仅在思想上有苦节的倾向，其行止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苦行僧。墨者大多过着“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粮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19]的简朴生活。其形象更是“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20]的苦修者。墨子本人则是身体力行“苦节”的榜样，曾从鲁国出发，“裂裳裹足， 日夜不休， 十日十夜而至於郢。”[21]长途跋涉到楚国，说服楚王无攻宋。墨子取法大禹“形劳天下”，率领徒众“以裘褐为衣，以屐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22]被时人称为有“狂疾”[23]的人。也正是由于墨家过于苦节，后人在探究墨家起源时，猜测 “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贵俭。”[24]墨子自苦至甚，乃至连“言距杨、墨”的孟子也不得不承认，墨家学派的人具有“摩顶放踵利天下”[25]的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精神。庄子更是称赞墨子为“天下之好也。”[22]但象墨子这样自虐狂般的苦修，非人人可为。“墨子虽独能任，奈天下何！”[22]王夫之在谈到“苦节”时所说的“孤行自尚，苦不可贞，亦危矣哉！”[26]用在墨子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尽管“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鑩循”[19]但墨子的尚节思想以其“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19]的现实功用，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深层。虽墨学中绝，崇俭戒奢、艰苦朴素的尚节思想却从没有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
三、儒节与墨节
在先秦的百家争鸣中，儒、墨俱为显学，且彼此攻讦最烈。儒、墨的思想分歧很多，这里仅以他们在“节”问题上的不同取向进行一下比较。
儒、墨的尚节思想都与《周易》有渊源关系，但二者的取向不同。就儒家来说，主要继承了节卦的节度思想。儒家的节有中节、时中、适宜、无过无不及等中庸的思想内涵。以孔子为例，孔子对节的认识和从中生发的义理主要体现在彖、象等“十翼”上。①节卦卦辞的《彖》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 认为节卦的根本在于得中，“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只有居当其位，以节来规制，才能
①本人认同《周易》“十翼”为孔子或孔门弟子所作的观点。
中正亨通，节卦的亨就在于中正以通。“甘节之吉”也就在于“居位中也。”而“失时极”的“不出门庭”和“其道穷”的“苦节”都违反了中庸“时中”的原则，是孔子所坚决反对的。在孔子看来，天地是四时和万物产生的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27]道出了孔子的天道观。根据《周易》，天与地就是乾与坤，就是阴和阳，是所谓的易之门，易之蕴。这对对立统一的矛盾体是世界产生的基础，“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28]在节卦里，孔子在天地与万物之间加进了四时，认为天地之节是产生四时的前提，所谓“天地节而四时成。”[29]“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10]“时”是孔子对《周易》的义理的一大阐发。《坤•文言》“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大有•彖》“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豫•彖》“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在孔子看来，具有时、中特质的“节”是符合天道运行规律的。因此，孔子进一步通过对自然规律的阐发，把突出时中内涵的尚节思想最终落在人事上，讲求与天地同步，上顺乎天，下应乎民。“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并将自然界的“天地节”引申到社会秩序上，强调“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10]而秩序在孔子那里是以礼乐制度的形式，表现着名分、地位的差异。“当位以节”更说明了节的重点是位，“列尊卑者存乎位。”[10]“其出入以度。”[29]这个位是不能乱的，位乱了必不节。所以节卦在为政治国上的功用就是“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由此不难看出，儒家从节卦中主要汲取了节度的思想，并进而发展了节的内涵和外延，使节、度与时、中等概念一样成为中庸思想的核心概念。
孔子在汲取节卦中所蕴涵的节度思想精髓的同时，对节卦所包含的节约、节俭思想也有所吸纳，提倡“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30]对“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31]且不改其乐的颜回也是勖勉有加。但孔子更注重中庸，他既反对过奢，也反对过俭；既不主张太无节制，也不赞同自苦太甚。认为“奢则不孙，俭则固。”[32]如果非要在奢与俭之间选择的话，孔子也还是“与其不孙也，宁固。”说穿了，孔子主张的是奢俭适度，适中有节，节俭与否要服从于节度，具体讲就是节俭要符合礼乐制度的要求。如，在饮食上，孔子虽然“食无求饱”，但也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33]不过一旦“闻韶”，亦可以“三月不知肉味。”[32]在祭祀问题上也深受 “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檎祭，实受其福。”[34]的影响，主张祭祀不在祭而在礼，祭品不在丰而在诚。孔子不赞同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的做法，道出了“尔爱其羊，我爱其礼！”[35]的内心贞悫。
和孔子一样，墨子也对《周易》节卦的节度和节俭两个主旨都有所继承，所谓“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36]但墨子主要汲取的是节卦的节俭思想。关于墨子节俭主张前面两个部分多有述及，此不赘述。墨子虽然更重视节用、节葬等日常生活、财货日用的节，但他对《周易》节卦的节度之节也有较深的体悟。墨子的节度思想说穿了就是顺应天志，尊天事鬼。曰：“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37]“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38]而天何所欲？则“天欲义而恶不义。……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37]“顺天义者，义政也。”[37]以此为政，“使治官府，则不盗窃，守城则不崩叛，君有难则死，出亡则送。”[39]墨子深刻地认识到在“上下交征利”的社会现实面前，不能单纯靠“义”，还要靠“利”来引导。认为“古者明王圣人，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主要是“其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忠信相连，又示之以利。”[16]并进而主张“富贵以道其前，明罚以率其后。”[40]墨家这种利刑相参，诱之以利、齐之以刑的为政主张与儒家“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主刑辅治国方略是大相径庭的。
儒、墨的分歧在尚节问题上表现得很突出。墨家原出于儒，“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41]墨子攻击最多的也是儒家的厚葬久丧，认为“三年之丧”的厚葬久丧习俗使人长期悲哀，身心憔悴，“冬不仞寒，夏不仞暑”，“扶而能起，杖而能行。”[17]发出“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之法，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17]的诘问，指出“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安怠傲，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42]的危害性。在反对厚葬久丧的同时，墨子也反对儒家过度的繁文缛礼和礼乐制度，并借晏子之口攻击儒家“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絫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42]墨子非儒，儒亦距墨。孟子主要针对墨子的兼爱论，指斥“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是禽兽也。”[43]而援儒入法的荀子则触及到墨子的尚节思想，在认同“节用裕民”乃“足国之道”[44]的同时，指出墨子“上功用，大俭约”[45]的弊端在于“蔽于用而不知文。”[46]同时荀子也对墨子的非乐思想发表了不同意见，指出“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47]并把“乐”作为和“礼”一样的“治人”工具，推崇为“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47] 针对墨子的思想，荀子得出的结论是：“墨子之‘非乐’也，则使天下乱；墨子之‘节用’也，则使天下贫。”[44]
尽管儒、墨有这么多的不同，在节的问题上，儒、墨仍不乏共同点。受《周易》影响，墨子也认识到“天之为寒热也节，四时调，阴阳雨露也时”[48]的自然天道运行的内在规律性，并基于“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雌雄也”[6]的认识，将天道运用到人道中，主张“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孰，衣服节而肌肤和。”[6]这些都与孔子在《彖传》中所说的“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的思想有着相同或十分相近的意思表示。至于墨子所说的“入则孝慈于亲戚，出则弟长于乡里，坐处有度，出入有节，男女有辨”[39]的观点则更象是孔子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29]的翻版。儒、墨思想中这些极其少见的共同点，正象墨子本人所说的，孔子思想“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36]在天地之节的问题上，儒、墨做到了殊途同归。
在春秋战国之际，面对同样残酷的社会现实，墨子主张以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来重建社会秩序，儒家则以宣扬仁、礼、孝的礼乐制度来重建宗法社会秩序。现实一也，取法不同。儒、墨学说虽主旨各异、观点相悖，但就象两个相交的“圆”，在节的问题上，儒、墨既有交叉，又各有侧重。尽管侧重点不同，但其尚节思想皆受到《周易》节卦的较大影响当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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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论语·八佾[M].
[36]墨子·公孟[M].
[37]墨子·天志上[M].
[38]墨子·法仪[M].
[39]墨子·非命上[M].
[40]墨子·尚同下[M].
[41]淮南子·要略训[M].
[42]墨子·非儒下[M].
[43]孟子·滕文公下 [M].
[44]荀子·富国 [M].
[45]荀子·非十二子 [M].
[46]荀子·解蔽 [M].
[47]荀子·乐论 [M].
[48]墨子·天志中[M].
作者简介：
桑东辉 男 汉族 1968年出生。祖籍山东掖县 出生地：哈尔滨。
1990年黑龙江大学历史系毕业，历史学学士；法律硕士在读。
职称： 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