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陈凯东先生主编的《周易志》，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周易志》以《周易》为主体，以易都安阳为中心，贯通古今，以确凿的学术史料为根据，对《周易》及周易研究进行了综合性评述，不但填补了易学研究空白，而且开创了志书编撰的新形式。《周易志》集周易研究的历史性、资料性和学术性于一身，堪称易学研究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一部巨著，成为甲骨文故乡、古都安阳的又一文化品牌。研读之后，获益颇丰。成文于所得，以与读者共享之，遂成笔者之心愿也。
一、易都安阳 重放异彩
在世界文化史上，有一个举世无双的文化现象：作为中国文化经典的《周易》，历时几千年，成为中国文化及学术思想的主体而经久不衰；《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由此形成了独特的易学研究；由易学为主体的中国学术史，成为展现中国思想史发展的主体脉路，成为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根据。所以，非但中国学者重视《周易》研究，而且由近代开始，《周易》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重视。
中国古代的《周易》研究，形成了庞大的易学传统。清代编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曾对易学史进行了这样的概括：“《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1]由此表明了“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易学史状况， 同时也在另一方面表明了《周易》虽为大道之源，却出现了“两派六宗”而“互相攻驳”，这说明了易学
统续无宗的哲学本体论困境。易学之道弗能一以贯之，始终成为中国学术思想上的一个重要问题。
因此，下面的问题就成为当代易学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周易》何以为《周易》，《周易》究竟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周易》承诺了怎样的学术价值，其为什么在二千余年的中国文化进路中展现出独特的《易》学问题形式。”[2]显然，如果不能解决上述问题，现代的易学研究仍将徘徊和困扰在这些问题之中。因此，易学研究急需正本清源。在这样的易学研究进路中，《周易志》的出版，成为填补空白的一部力作。
《周易志》“突出安阳古今易学研究， 并力求反映历朝历代研易情况和国际易学研究形势，以揭示《周易》对中国哲学思想和世界科学的影响。”[3]《周易志》的这一特点，使该书的编撰独具匠心。一般而言，志书的撰写是以史实、人物和地域为主要对象。而《周易志》却是以《周易》一书为主体，围绕以研究《周易》发生的易学史实和易学学者为核心进行的学术性志撰。更重要的是，作为志书的地域性特征，《周易志》具有非安阳莫属的“专利”性。《周易志》的地域性特征决定了由时任安阳市地方史志办公室副主任及安阳周易研究会副会长及秘书长的陈凯东先生主持编撰。显然，因易都安阳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当代《周易》研究的大力推动，使《周易志》的编撰非安阳莫属、非深入了解安阳对《周易》研究作出历史贡献的学者莫属，这使《周易志》具有了独具特色的地域属性和专业属性。陈凯东先生不但“学识渊博，学风严谨”，而且“长期工作于易学发详地，埋头于易学史资料的收集，集近十余年研究之心得”，[4]以其丰厚的人文资源优势， 编撰了出版了《周易志》。《周易志》集易学研究的历史性、资料性和学术性于一身，为推进易学研究作出了独到的贡献。所以，为一本书立传作志而撰成《周易志》，不但是志书撰写史上的创举，同时也是易学学术史上的创举，从而成为易学史上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一部学术巨著。
《周易志》的地域性特征，有史可证。《左传》载“纣囚文王七年”于羑里；《史记·殷本记》载，帝纣乃囚西伯於羑里，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文王拘而发奋而演成《周易》，羑里遂成为《周易》的发详地。“由于《周易》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羑里成为历代帝王将相所尊崇的地方”，在羑里建立了文王庙。“羑里城位于今安阳市南十公里处，为汤阴县辖，”[5] 从而奠基了易都安阳的历史地位。
《系辞传》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正是《易经》的这种理论贡献，吸引了一代又一代易学家，乐此不倦的进行探索。作为《周易》故乡的安阳，更是易学家辈出，研易风气经久不衰。“从殷墟发掘出的大量的甲古文卜辞，以及甲骨文、金文、陶文上的数字卦象，都表明易学之规模和社会地位的重要。”[6]自文王演易之后，经孔子序传解经， 其弟子卜商曾在汤阴研易，有《子夏易传》传世。[7]“鬼谷子曾在这里演练兵法， 先秦安阳研易之风可见之盛。秦汉之后，安阳地区研究易学之风盛，代代相传，能人辈出，”[8]相继出现了汉代的京房、唐代的僧一行、宋代的邵雍、明代的崔铣、 清代的许三礼、韩鸣歧、刘廷士、暴骥远、王金生、黄履平等易学家，他们在易学思想上颇有建树，在许多重要方面影响了易学研究，推动了易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时至今日，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尤其值得读者注意的是，“由于安阳是周易的故乡，地理条件优越，研易空气较浓，外籍人士有的弃官来安阳研易，有的罢官来安阳寓居研易，教书研易。崔述，直隶大名人，字武承，号东壁。乾隆二十七年举人，曾任福建罗源和上杭等县知县，罢官后寓居安阳，专心研易，著有《易卦图说》等。”[9] 由此表明了安阳在学者心中的地位。尤其是崔述对现代疑古思潮的重要影响，“寓居安阳，专心研易”更有其特殊的思想史意义。
“为了保护和开发羑里城，1990年后， 安阳市人民政府和汤阴县人民政府对文王庙和羑里城进行了重修”、“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远远望去，羑里城古柏苍劲，文王庙绿瓦含光，尤如中国优秀的古老传统文化射出道道光挥”。 [10]为了推动《周易》研究，1990年8月，安阳成立了周易研究会，并于1994年成立了安阳周易学院，“安阳师范学院、安阳大学先后成立了易学研究机构，所辖五县（市）（林州市、内黄、汤阴、安阳、滑县）都成立了周易研究会。”在安阳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安阳周易研究会和安阳周易学院的主持下，从 1989 年至2002年的的十四年中，连续举办了十三届“周易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和一届“周易与科学学术讨论会”，收到论文千余篇，出版书刊30余部，美国、韩国、法国、德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马来西亚等国家及台湾省、香港特区和国内学者2000余人先后参加会议。从1991年开始，除了每年召开一次周易与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而且每年出版一部论文集。“1994年10月，从过去研讨会的论文中评选出56篇优秀易学论文，由段长山主编成《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这是中外古今第一次。2002年，又对现代易学论著进行第二次评奖，”[11]“评选出56部现代易学优秀著作和82篇优秀论文”。“这些优秀论文论著和论文坚持应用原则，突出为现代化服务的主旨，在义理、象数研究方面有新见解，学术上有新创造，实践上有新突破，从周易与现代化、周易与自然科学、周易与管理学，周易与中医学、易理与易史、周易预测研究等六个方面，全面反映了近期易学研究的新成果，新水平。十多年的易学研究，促使传统易学转变为现代易学，术数易转变为科学易、人文易。同时，安阳易学研究坚持用现代科学解易，坚持周易研究与现代化实践相结合，为现代化服务，进一步端正了研究方向，树立了典范，在全国起到了较好的影响。”[12]“安阳周易研究受到了全国和国际重视，河南日报撰文说安阳成为易学研究中心，安阳被易学界称为易学圣地。国际国内大多数著名易学研究学者与专家都亲自来过安阳参加会议发表宏论或建立广泛联系。安阳周易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宏扬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13]在周易研究的推动下，“在省市县政府的支持下，由于海内外易学组织、易学同仁热心资助，羑里城重建了文王庙、四个八卦亭，扩建了羑里城门前广场，并在广场中心塑造了高大的文王圣象。安阳兴建了规模宏伟壮观的易都博物馆，使易学圣地面目一新。由于易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也吸引了国际资金和建设项目，对促进安阳经济的发展发挥了一定作用。”[14]安阳现代易学研究取得了累累成果，团结了国内外学者，为现代易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使易都安阳重放异彩。可见，作为六朝古都和易学发详地的安阳，其厚重的历史和现代文化资源，其易学研究的中心地位，在当代为《周易》编撰一部志书，从而出版一部《周易志》，成为历史的必然。我们高兴的看到，陈凯东先生把握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完成了编撰《周易志》的历史使命。笔者相信，《周易志》的出版，必将推动易学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周易志》将以其博大的思想内涵，作出历史性贡献。
二、提纲擎领 钩深致远
由《周易志》的独创性所决定，该书以“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记述。‘综述’、‘大事记’，钩玄提要，总揽全书。中设十二章以述《周易》和周易研究，后置附录，以揽志余。 ”《周易志》“上限自传说时期， 下限断于2000年。”[15]由《周易志》的体裁所决定，加之《周易》研究的特殊性、易学史的复杂性，作者必须具有易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功力，从而胜任这一任务。
该书的第二章是为综述《周易》而设。众所周知，易学著述浩如烟海，作为一本志书，不可能也不必要囊括其中，因此，本书的内容表明了要言不赘的特点，使读者能在精要的文字中了解《周易》的组织结构、八卦和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经注，并简要的介绍了《周易》版本，附有“易学书目举要”，列出了上至西汉下至现代的主要易学著述，便于读者查阅，以作深入研究。
“六十四卦经”部分，尤其说明该书提纲擎领的写作特点。作者注意到“对《易经》注释和解释的著作，历史上犹如汉牛充栋，少说有几千种。九十年代后，随着《周易》研究的热潮进一步深入，对《易经》的注释和解释的书籍更为增加，少说也有几十种。”[16]因此，《周易志》所作的“六十四卦注”，[17]是以现代出版的四部辞书（《周易辞典》，吕绍纲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易学大辞典》，张其成主编，华夏出版社1992年版；《周易大辞典》，萧元主编，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版；《周易辞典》，伍华主编，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为基础，参考多部经注，“取其精华，汇集于此。每卦，先注卦名，正音，纠正错误读法，解释卦辞、卦义、卦象、卦名来源及在六十四卦中的地位，再解爻辞、爻，对生僻字词进行注解。以使人们对《易经》六十四卦有较全面较深入的理解，使这部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让更多的人掌握，使传统文化得以宏扬。”[18]可见，这种方式，无论对于初学者和周易专家，都有较好的适用性。尤其对于初学者而言，能更好的于此步入易学领域，这使《周易志》的读者群有更好的普适性。
在“周易版本简述”一节中，作者在简要介绍了易学史上的两派六宗之后，主要介绍了《帛书周易》。应当认为，《帛书周易》的出土是易学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中石破天惊的大事。迄今为止，较能全面反映易学思想的有三种本子，即汉熹平石经本、通行本和帛本。因汉熹平石经本除个别文字与通行本不同之外，内容基本相同。而帛本却与汉熹平石经本和通行本具有重大的不同，主要是“卦名不同；卦序不同，上卦排列次序是：乾、艮、坎、震、坤、兑、离、巽；下卦排列次序是：乾、坤、艮、兑、坎、离、震、巽；卦辞、爻辞不同，有的优于通行本，有的与通行本文义可通，有的劣于通行本。卷后佚书，除很少一部分与今本《系辞下》第四章的四节相同外，其余部分均未曾流传。帛书本《系辞》没有通行本《系辞上》的第八章和《系辞下》的第五、六、八、九节。帛书本包括了通行本《系辞》和《说卦》的前三节，并有2000余字为通行本《系辞》所没有。两者的章节次序上不很相同，文句也有差异。人们认为帛书易为《周易》的别本，是当今发现较早的版本。” [19]通过这样简单的介绍，使读者能够简要的了解《帛书周易》的概况。
术数是易学史中的重要流派，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普及，一些人视术数是伪科学，是迷信。但也有人认为术数是预测学或生命科学，应当进行深入研究。正是因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客观性，不应轻易否定或全面肯定。这使术数成为《周易》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考辨和学理分析，这决定了术数作为《周易》的一种应用方式，还将长期流传下去。作为志书的客观性，《周易志》设专章评述了术数问题，开宗明义的指出“术数问题实质就是预测，算卦。对这个历史文化现象历代禁放不一，一直连续数千年。至今仍然有不少人相信，而且在少数地方流传很广，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本志书所以设立专篇记载，只是认为术数是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不断的特殊的文化现象，是历代人民一种趋吉避凶幻想美好未来的良好愿望的反映，且不说术数是科学或是迷信，这种社会文化现象经几千年而不衰，就应予以记载和研究”。认为“当今我们研究周易，应清除笼罩易学的迷信色彩，剔除其神秘主义成分，使易学研究沿着正确轨道不断前进。”[20]显然，《周易志》既作到了客观评述术数问题，又为读者指出了正确的易学研究方向，由此可见作者学术观点的鲜明与正确。
为了反映周易研究概况，《周易志》专设第五章“历代易学研究”进行了评述。认为自先秦易学之后，“易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思想的演变，经历了五大历史发展阶段，即汉易时期、晋唐易学时期、宋明易学时期、清代易学时期、现代易学时期。出现两种不同的派别，即象数派和义理派，”[21]为此分六节进行了综述。这样，对浩如烟海的易学史文献既做到了提纲擎领，以把握周易研究的基本问题，又做到了钩深致远，以把握易学的基本思想，引导读者深入研究周易的思想原理。如对《易传》评述说：“《易传》是对春秋战国以来各种《周易》解说的总结。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诸子百家各种思想流派的百家争鸣，人们理性的觉醒和思想的解放，人们对《周易》的卦爻象和卦爻辞进行重新认识，赋予其新的内容和含义，对《周易》的框架结构作了全面的哲学解释，突破了卜筮算命的束缚，思想理论得到了升华，使原用来卜筮算命的《周易》变成了一部哲学著作，赋予了一种新的永恒生命。对《周易》占筮体例、卦爻象的变化、卦爻辞以及《易传》提出的各种观点所作的各种解说，形成一套新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从而形成一套理论体系，使得《周易》流传下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最有影响的一部经典，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22]显然，这一评述是其把握了《易传》基本思想原理所进行的理论概括，是非常精练的，由此亦可看出作者的易学功力。
为了使读者精要的把握《周易》的本质性，《周易志》专设“百家论易”一章，以反映现代易学研究的主流状态。尤其值的指出的是，从推动学术进步出发，《周易志》保持了百家争鸣，作到了兼容并蓄，从而使其更具有学术价值。例如，综述了台湾学者陈立夫的观点：“言天文则《易》为天文，言历数则《易》为历数，言数学则易为数学，言音律则《易》为音律，言科学则《易》为科学，言哲学、艺术则《易》为哲学、艺术，凡医学、兵学、术数等，莫不与易之数理象，若合符节。此所以《易》为经中之经，为吾国一切学术思想之大经大本。”[23]同时也综述了蔡尚思的观点：我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一本小书，真能“广大悉备”而无所不包。如果要认为2000多年前已经出了百科全书，那就太缺乏常识，太不可思议了。[24]显然，见仁见智，给读者留下思考空间，有利于学术的进步。
《周易志》用了一定的篇幅综述了易图学、重大易学会议、近现代易学人物、国内外易经研究组织。国际易学研究是本书的重要内容之一，分别综述了朝鲜、韩国、日本、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比利时、美国、瑞士、俄罗斯等国的易学研究，“17--18世纪，在西方刮起了‘中国风’。随着东西交流的扩大，西方传教士的大批东来，《周易》开始被翻译成西方文字，使西方人更多的了解《周易》，在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25]“据统计，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之前，闻名世界的重大科技成果有14项，其中有多项与《易经》的理论有关系。”[26]由此使读者正确了解国际周易研究的基本情况。
通读该书之后，最大感触是：十年磨一剑，志书宏周易。笔者的收获也如陈凯东先生在本书编后记中所言一样：“在十年编撰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周易》其内容的博大精深，其思想的光辉伟大。它是中华民族古代智慧的代表，也是安阳的光荣和骄傲。它始于伏羲创八卦，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它的思想贯穿了五千年华夏发展史，渗透到我国历代政治思想、文化科学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融汇了历史上众多的先进思想，形成中国文化的主干，历史上没有那本书能与它媲美，没有哪本书能象它一样有如此大的魅力，也没有哪种思想能象它一样，对社会对人生影响那样深刻。《周易》具有超时空的价值，对古代，对现代，对中国，对世界都是难得的珍宝。”[27]可以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周易》对人类文化的进步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的易经学者负有重要的历史史命，我们当以此共勉。
三、崇德广业 探赜索隐
和其它学术著述一样，尤其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学术著述，不能要求《周易志》尽善尽美。笔者认为，为中国文化的群经之首立传作志，宏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成为其自在的价值承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周易志》的必有之义。因此，在《周易志》的撰写中，“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应当作为逻辑理路，贯穿于《周易》学术史的阐述，不但要最大限度的反映《周易》研究成果，还应给出正确的研究方向，使读者不但了解易学史，更在自觉的反思中，进入易学研究的正确轨道。
正因为《周易志》的撰写是一个创举，随着历史的发展，周易研究也在不断深入，新的研究成果将不断出现，因此需要不断的修订。笔者提出以下几个方面似应修订的意见，与作者进行商榷。
当代的“科学易”研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易学流派。然而，受现代科学主义及全盘西化思潮的影响，“科学易”研究出现了牵强附会的问题。把某种科学的桂冠生硬的戴在《周易》头上，这是对《周易》的曲解，甚至是歪曲，不利于易学研究。《周易志》载入这方面的资料时，应注意材料的准确性，力争正确反映问题。在“百家论易”一章中，载入了英国学者李约瑟对《易经》的看法，标题是“周易思想对欧洲科学文明产生巨大影响”，在综述中称“他将《易经》体系表述为继阴阳和五行思想之后的中国科技思想的第三个伟大的构成部分”，显然这样的评述误解了李约瑟对《易经》的评价。[28]反思表明，只所以李约瑟把《易经》作为“第三个伟大的构成部分”，以与“阴阳和五行思想”进行区分，是由于否定《易经》的需要。李约瑟对《易经》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中的地位，是持否定意见的。李约瑟说：“我们对阴阳和五行理论的讨论，指示它们对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是有助益而非阻碍的。……但是，如果以中国的科学哲学的第三个伟大成分──易经──言，则不易作如是良好的评值，”[29]“五行和两仪的学说对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虽然有益而无害，但《易经》那种繁细的符号系统，却几乎从开头便成为一种有害的障碍。它使那些对大自然发生兴趣的人，采用根本不是解释的解释”[30]、“他们如果聪明一点的话，就应把一颗磨石绑在《易经》身上，然后一起丢到海里。”[31]笔者把李约瑟上述观点称为“李约瑟误区”。
众所周知，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这是不容否定的。李约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研究方面的权威学者。然而，肯定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却否定《易经》，本身表明了以一个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出现了严重的科学哲学问题。出现的“李约瑟问题”[32]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对《易经》的否定所表明的“李约瑟误区”是更重要的问题，其表明的是中西方文化的本质性不同、中西哲学思维方式的不同。李约瑟对《易经》的否定，是以西方思维方式产生的误读。因此，近代以来西化的思想理路就成为今天理解《易经》、理解中国哲学文化的思想障碍，这是需要正本清源之后方能走出的思想误区。李约瑟对《易经》的否定同现代的“科学易”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极应引起“科学易”研究者的关注。也就是说，“科学易”研究不应回避“李约瑟问题”和“李约瑟误区”，如果不彻底解决“李约瑟问题”和“李约瑟误区”，“科学易”难以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成为坚实的易学流派。因此，正确批评李约瑟对《易经》的否定，也就成了“科学易”研究中应有的题中之义。因此，《周易志》应当正确评述这一问题，引导读者步出科学主义的误区、步出西化的误区，步出“李约瑟误区”。不但使周易研究步入正确的轨道，而且为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打下建实的基础。
应当对《周易》的学术史理路进行概括，对“两派六宗”的易学思想及“相互攻驳”的学术特征进行阐述，对问题的基本性进行评述，重视现代的研究成果，推动对问题的本质性研究。需要大力推动的工作是，以科学性和哲学性进行对易理的现代诠释，使《周易》和现代文化融为一体。设专章评述《周易》研究的疑难问题，对象数易学研究进行哲学反思，精练的评述易学卜筮问题的哲学矛盾，揭露其历史和逻辑的非统一性，推动易学及易理的正本清源，使易学研究彻底步出卜筮性误区。对自成一家的观点进行评述，使读者对问题及研究方向一目了然，使《周易志》产生更大的影响。
显然，作者已经充分注意到《易传》在中国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影响，但可惜的是，《周易志》却没有把《易传》收入。不但应当把《易传》收入，还应当把《易传》的成书、编撰的历史过程、对易理的解释、后代争论的问题、与帛本的不同等问题进行评述。彻底搞清《易传》中的问题，应当是《周易志》大力推动的工作。
应当对《周易》的成书和性质进行历史性评述，设专章评述儒学与《周易》的思想渊源，重视《帛书周易》的研究。《帛书周易》表明了与通行本的重要不同，因此也表明了易理的不同。《帛书周易》是唐宋后儒无法窥见的版本，因此无法理解不同于通行本的帛本的思想原理。历史表明，自孔子创立儒学之后，至战国时期，即已“儒分为八”。又因暴秦焚书坑儒， 儒学典籍遭到毁灭性破坏。 直到汉初，秦制尤存，仍制于“挟书律”，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仍受到严格的限制。直到百余年后， 汉武帝为使统治长治久安，开始重视文化的作用， “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又二百年， 汉成帝始“命陈农访求天下遗书， 又命刘向总校诸书”，几乎被秦毁灭的儒学文化开始复兴。但是，由于是“访求”和“总校”的意义下的复兴，文化为汉儒所用而取之一绪，加之今古文之争，至使经典失实。改纂经典、曲解经义就成为汉代产生的重要问题。通行本是经汉人传下来的本子，其重在象数以为卜筮之用。孔子在序传解经时，因“《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33]说明孔子其时，《周易》的传本很多。从卦序论，孔子序传解经所见到的本子包括了通行本卦序，“三陈九德”表明了这一点。李学勤先生认为：“帛书卦序不会早于传世本卦序。理由很简单，如果《周易》经文本来就有像帛书这样有严整规律的卦序，谁也不会打乱它，再改编为传世本那样没有规律的次第，而《序卦传》也用不着撰写了。事实只能是，传世本是渊源久远的经文原貌，帛书本则是学者出于对规律性的爱好改编经文的结果。”[34]而这里的问题则是，“帛书这样有严整规律的卦序”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而“传世本那样没有规律的”卦序却能传世？如果认为“传世本是渊源久远的经文原貌”，那么，“出于对规律性”所形成的帛本，就更应流传。实际上，所谓帛本的“规律性”不但在形成之初就没有被理解，而且到当代也同样没有被理解。[35]因为不理解其思想原理，而就卜筮性而言，反而没有通行本“非覆即变”的卦序有规律，帛本也就不可能经汉儒流传。显然，由于对孔子儒学思想体系及帛本思想原理的误读，从而发生了帛本失传的问题。所以，事实应当是，在汉代统校经书时，有意识的利用、改纂了通行本，而没有使用帛本。至于《序卦传》的撰写，更不是“渊源久远的经文原貌”，而是出于汉儒之手，因为“帛书本”的“规律性”不能与《序卦传》相合，说明了这一点。现代以来大量先秦古籍的出土，尤其证明了汉儒改纂典籍的问题。《帛书周易》的出土使当代的易学研究在资料上处于优势，使之能够比较两种不同的版本，从新推定易学及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根据，重溯中国文化之道，这是非常重要的学术工程，应成为《周易志》的重要内容。所以，作为资料性，应全文刊出《帛书周易》，方便学者进行比较研究。应设专章综述《帛书周易》的研究成果、争论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向，推动《周易》研究向思想体系化和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可望在不远的将来，彻底厘清帛本和通行本的关系，从而整订出一个留传后世的定本。
另外，作为一部学术性志书，《周易志》在记载已经没有争论的内容时，可以不注明出处。载入有争论的内容应当准确无误，尤其具有重大理论分歧的内容，应注明出处，以方便读者进一步查阅、研究。这将提高《周易志》的学术适用性和权威性。作为志书，对史料的把握和阐述，应当尽量避免读者理解上的失误。以崔述为例，《周易志》述其为“直隶大名人”，[36]应为直隶大名府人（直隶大名府为今河北大名），似应加“府”字为妥，可避免“名人”之误。崔述的疑古思想，不为时人所重，只是到了现代，经疑古思潮的推崇之后，才名重学界。
最后，还应特别指出的是，正因为《周易志》具有非安阳莫属的地域属性，从而决定了安阳继续编修出版《周易志》的历史使命，正所谓任重而道远。这需要安阳市政府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把续修《周易志》作为安阳发展的文化战略，将永远保持易都安阳的文化特色。笔者相信，《周易志》作为安阳的又一文化品牌，必将为宏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注 释
[1]《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
[2]鞠曦：《易道元贞》，第1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3]陈凯东：《周易志》，第1页。方志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
[4]同上，唐明邦《序》。
[5]同上，第11页。
[6]同上，第316页。
[7]“子夏之所以在易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及广泛影响， 关键在于他的一部著作──
《子夏易传》（亦称《子夏传》）。然而关于这部书的作者及真伪问题，千百年来，
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至今尚无统一的定论。”刘玉建：《两汉象数易学研究》第
10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
[8]陈凯东：《周易志》，第316页。方志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
[9]同上，第322页。
[10]同上，第60页。
[11]同上，第322--323页。
[12]同上，第324页。
[13]同上，第323页。
[14]同上，第324页。
[15]同上，第1页。
[16]同上，第112页。
[17]同上，第113--210页。
[18]同上，第112页。
[19]同上，第211页。
[20]同上，第231页。
[21]同上，第248页。
[22]同上，第248页。
[23]同上，第501页。
[24]同上，第491页。
[25]同上，第295页。
[26]同上，第296页。
[27]同上，第573页。
[28]同上，第542页。
[29]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40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
1版。
[30]同上，第449页。
[31]同上，第417页。
[32]所谓的“李约瑟问题”，表述为下面的问题形式：“广义地说，中国的科学为
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
那么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 中国人又怎样成功的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希
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
齐驱，并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中国在理论
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存在的弱点，为什么并没有防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
涌现？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
此。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
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州产生如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
素是什么？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
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却
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1-2页。 科
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33]《系辞传下》。
[34]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第216页。长春出版社，1992版。
[35]鞠曦：“《周易》思想体系与《说卦传》──论六十四卦卦序”，载“第十二
届周易与现代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36]同注[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