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3岁的梅林达掌握着“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主要决策权，目前该基金会的总资产已经达到376亿美元，已捐出资产达到144亿美元，超过历史悠久的洛克菲勒基金(Rockefeller Foundation)，一跃成为世界上的头号慈善基金。与此同时，巴菲特在向盖茨基金捐助34亿美元之后，已经许诺明年将会把自己手中所持有的900万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B股股票如数奉上。有经济学家估计，如果这些股票继续保持上涨势头，而盖茨夫妇仍然源源不断地将私人资产转移到盖茨基金上，那么最终盖茨基金的规模将达到1000亿美元。将盖茨基金经营得有声有色的梅林达，此时顺理成章地成为公众的焦点。

　　从幕后走向台前

　　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北部城市达拉斯的梅林达，直到大学时仍然是一个羞涩的女孩，当众发表演讲就会脸红。她的父母是典型的中产阶级，不分昼夜地辛勤工作，不曾有过什么非分之想。而从机缘巧合成为当年世界首富的妻子开始，梅林达似乎已经无法逃脱公众的目光。大多数人看到的是盖茨一家居住在华盛顿湖边高科技的豪华府邸，过着锦衣玉食、风光无限的日子，而梅林达为扮演好她的角色所付出的心血、经历的蜕变，以及她为此所牺牲的隐私、安全以及生活中的简单与安宁，却是鲜为人知的。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事业正如日中天的比尔·盖茨卷入到了一场严峻的“反托拉斯”司法调查中，而他本人则成为了公众眼中典型的欺负弱小的商业“恶棍”。此时，梅林达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作为盖茨妻子的她却艰难转身，做出了抉择——从盖茨的身后逐渐走向公众，让人们了解他们的真实面目。“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经营慈善事业，造福更多人，成为从高中就开始关注人类未来命运的梅林达的工作重点。

　　这种适应过程对于梅林达来说，相当漫长。“等我的小女儿上全日制小学的那天，我就会真正走到台前来。”原本不擅长公开发表演讲的梅林达，如今在镁光灯的照射下，面对300名不同国籍的科学家、医疗专家、卫生部门官员时，侃侃而谈，大胆提出根除疟疾计划时，已经表现得相当自然。当然，除了比尔·盖茨之外，不会有人知道在前天晚上，在送走了4名非洲国家的卫生部长之后，梅林达还在不知疲倦地为这次演讲做着准备。“赶快休息吧，你对疟疾已经相当了解了，没什么好担心的”，连以“工作狂”著称的盖茨，对妻子在母亲、妻子、基金决策人三重角色的不断转换中所做的努力，都表现出相当的敬佩之情。

　　盖茨需要梅林达

　　很多与比尔·盖茨有交情的人都认为，是这个在年龄上比他小了9岁的夫人，让他在应对公众的态度上变得更加耐心、随和，富有同情心。“胡说八道，绝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尽管盖茨表面上坚决否认，但是他说话时不能自已的咧嘴微笑已经证明了一切，其实私下里他也欣然承认，正是在梅林达的帮助之下，他以轻松的心态逐渐适应着由总裁到慈善家的角色转变。从1991年起就成为盖茨朋友的巴菲特也直言不讳，“盖茨需要梅林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盖茨基金能有今天的成就，除了秉承美国成熟的基金管理模式外，就是梅林达全盘考虑的能力与盖茨的出众智慧相辅相成的结果。尽管盖茨的绝顶聪明为世人所知，但是他的野心勃勃和尖锐，以及过分客观、科学却成了一柄“双刃剑”。与盖茨夫妇有过合作的U2乐队主唱波诺(Bono)，就一针见血地说：“盖茨总是过于强烈，我甚至有时称他为‘杀死比尔’，而梅林达在他身边，为他带来了理性。”在基金会作出捐助决策时，盖茨时常要和梅林达共同讨论问题。在最近的盖茨基金捐助的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的项目上，盖茨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疫苗研究和制定科学解决方案上，而梅林达则更关注于帮助人们减轻病痛，“也许我们在办公室里制订的计划不能真正挽救孩子们，我更愿意前往遥远的印度农村，亲眼看到那些孩子是如何获得救助的。”从巴菲特的话语中，人们也不难体会出这位投资专家对梅林达的欣赏，“和盖茨出色的头脑相比，梅林达把控全局的能力更胜一筹。”而他也表示，如果没有梅林达，他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放心地将巨额资产全盘捐给盖茨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