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俞敏洪时，他刚从北京飞到上海，参加第一财经《谁来与我一起午餐》电视节目。乍一看，俞敏洪只穿了两件衣服：一件淡蓝色衬衫，一件North Face的深蓝色棉夹克。其实，他的棉夹克里还有一件黑色西装，这件西装就像见不得人一样，隐藏在衬衣和棉衣中间。

　　应编导的要求，俞敏洪必须穿正装参加节目。他将领带放在包里，需要时再戴上；穿了一双黑色皮鞋，左腿一跷，露出了一个NIKE的标志。

　　“史玉柱永远穿一件红衣服，以此标榜自己。我不希望把自己标榜得特立独行。” 俞敏洪告诉记者，不到迫不得已，他不穿西装。

　　俞敏洪身上还保留着创办新东方时的“土”气。有人开玩笑说，只要他一出场，便有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这位乡气的中年人，缔造了一条出国留学的“福特式生产线”，直接影响了400万中国学生。“现在几乎所有的美国大学，都知道新东方是怎么回事。”俞敏洪很自信地告诉记者。

　　受美国股市的影响，元旦之后，新东方的股票开始下跌，从每股80美元降到60美元。股价下跌在俞敏洪的预料之中，只是他没有想到跌得这么厉害。“这也很正常，2008 年第2财季这段时间公司利润也不是很高。利润不高的原因，是新东方要花大量的市场费用以应付激烈的市场竞争。”利润不佳加上整体股市行情向下，便造成了新东方股价大跌，但在纽交所上市的所有中国公司中，新东方是跌得最少的中国股。

　　2006年9月7日，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第一天，股价上涨46.67％，俞敏洪身价一下子超过19亿人民币，一跃成为中国最富有的教师。那天他坐在纽约哈里逊河边，看了两个多小时的景色，没有一丝激动的感觉，“我还能左右我的未来，左右新东方的理想吗？”他告诉记者，当时想的最多的，是新东方的未来。上市后，俞敏洪面临着和以前不同的压力。“原来是内部的压力，现在是外部的；以前感情纠葛的地方比较多，现在外部的规矩比较多，必须用数据来说话；以前是‘关上门的家庭生活’，现在是 ‘打开门的公共场所’。”

　　身为上市公司的老板，俞敏洪习惯跟各种投资者和股东打交道了。有时候，股东会毫不客气地问他：“这季度业绩没做上去，为什么？”得知原因之后，有些苛刻的股东会明确地告诉他：“我们对此很失望。” 而俞敏洪通常会同样强硬地把股东顶回去：“如果你买新东方只是为了短期收益的话，可以不买。如果你想长久赚钱的话，买我们的股票还是很适合。我做新东方不是为了你们一个月两个月的收益，而是为了新东方的长久发展。”

　　如今，俞敏洪的心率是每分55次，一般人的心率是60-80次，这是他长期心理锻炼的结果。“北京大学的五年，包括上学和留校任教，是我人生中最悲惨的五年，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直到1995年，新东方一下子招到了很多学生，“新东方做起来了，我才走出自卑的阴影。”从自卑到不自卑，俞敏洪用了15年。

　　和以前的那位敏感、自卑的俞敏洪相比，作为新东方董事长的俞敏洪几乎已没有什么事情会让他心跳骤然加快了。

“我从来不关心股价”

　　B：现在你会关心股价吗？

　　Y：不关心，从来不关心，连新东方的股价掉下去了都是大家告诉我的。股价掉下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于我来说，新东方的股价升涨都是那些炒卖新东方股票的人的事情。唯一和我有关的就是，别人打电话问我股价为什么掉，我告诉他原因就是了。

　　B：马云曾说过，合理的公司结构下，CEO应该是象征性地持股。比尔?盖茨的股份是10％，华为任正非的股份是1％，联想柳传志的股份是0.28％，而你的股份达到30％之多。

　　Y：上市公司有很多种，家族企业的CEO能持股百分之六七十； CEO是外聘的，持股就少。像新东方这样由多人创业，上市之前就已发生股票分配的，我早就把百分之五六十的股票分给其他创业者了。马云之所以持股少，是因为他的公司经历了无数次再融资的过程，个人所占的股票份额当然被稀释了。而柳传志完全是由于企业诞生于特殊历史阶段，如果联想不是国有企业，而是柳传志个人的话，他也一定持有大量股份。

　　B：你似乎对上市公司很了解，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深入研究现代企业管理的？

　　Y：我没有怎么研究过。我觉得，一是把大方向把握好，二是利用人才帮你把这些东西整顿好就行了。我也看企业管理方面的书，但不是企业结构这种的，而是某些带有企业领导色彩的书，比如杰克?韦尔奇的《赢》。通过这些书，我验证自己想的、说的和他们是不是一致，如果不一致是不是应该借鉴。

　　B：这些书当中有对你影响较大的吗？

　　Y：不太有。陶渊明的学习方法是“不求甚解”。没有必要对一本书都了解得十分透彻。如果中间有一些语言很精彩的话，我就把它记下来，是为了自己未来演讲时能够引用或者变成自己的思想。那种钻研一本书并做详细笔记并奉为至宝的人，不可能有广阔思想。如果你把一本书当成《圣经》，别的书当然就被排斥掉了，别的思想也被排斥掉了。

　　“办大学是为了回去做老师”

　　B：当董事长之后，你还做新东方的具体工作吗？

　　Y：具体工作我还做一些，但亲自操刀的行为少了，因为每一条线都有人；但是我必须去观察，然后提出我的设想、要求、标准。因为新东方是我从头做起来的，我比较容易看出新东方的问题。看到觉得不合适的地方，我就会要求他们整改??反正是动笔的时候多了。

　　B：动笔的时候？我以为你要说动嘴的时候。

　　Y：要写Email啊。我给新东方布置的工作有90％都通过Email传达下去。发Email很简单，只要几句话，写完了就完了，打电话反而会瞎扯、闲聊。

　　B：听说你有个想法，在办好新东方以后办一所私立大学。

　　Y：对，肯定的。

　　B：你把新东方“办好”的标准是什么呢？

　　Y：我离开五年，新东方还能健康发展，这就是我成功的标准。事物总有盛总有衰，新东方总有衰退的时候，但我不希望新东方在我手下衰退下去。我也希望选定的后面一批人也能把新东方的事业、理想继承并做好。

B：您对办好私立大学很有信心吗？

　　Y：如果李嘉诚把办汕头大学的钱交给我，我肯定比他请的人办得更好。这是肯定的。因为我对教育以及运作肯定比他请的人了解。

　　B：以后还会再做回老师吗？

　　Y：我办大学不就是回去做老师吗？

　　B：是做老师，不是做校长？

　　Y：对。我应该不会当校长，我应该会请到好的校长。

　　B：你最希望教什么课？

　　Y：我不会去教某一门具体的课，我开设的肯定是针对全校学生的课，针对比较广博的命题。我可以专讲人生体会的一门课，还有人生哲学、智慧经营、为人处事等等。

　　“我现在已经不是文人了”

　　B：你觉得文人从商最大的难处在哪里？

　　Y：最大的难处是改变原有的价值观，摆脱文人处事酸溜溜的作风，不要对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太敏感。如果一个人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做生意就做不成。在某种意义上，商人脸皮要厚，因为他要遭受挫折、失败，要被人看不起。

　　B：你以前会很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吗？

　　Y：对，在大学时会，人越自卑越会注意别人的看法。做新东方以后就顾不上了。

　　B：听说一些朋友跟你讲话直来直去，甚至是毫不客气的。

　　Y：是，这种说话方法后来就变成了一种交流，不是故意贬低。只要我心里有自信，别人说什么都变成了一种交流，就不会有疙瘩。我们这种人，水里火里都走过，就不会太介意了。

　　B：文人很少能做到这点。

　　Y：我现在已经不是文人了。现在，大学同学在一起谈论哲学、社会学、文学这类东西，我已经不知道很多人名了。我听，可是已经没法讨论了。

　　B：如果不创办新东方，你也跟很多北大同学差不多吧？

　　Y：现在我应该也是北大的一名小学者吧。一位心胸狭窄的小学者，沉浸在对一个领域的研究，觉得自己比别的教授知道得多；为了评教授、副教授争风吃醋。

B：你觉得现在这样很好？

　　Y：肯定是现在这样好。我现在回到北大呢，肯定比一直待在北大好。如果现在回到北大，就不存在和别的教授争风吃醋的问题，不会为了评职称打架，为了一点点工资去吵啊闹啊。人心胸小了变不大，但心胸大了是不会再变小的。一个不会斤斤计较的人，在什么场合都不会变得斤斤计较。

　　B：新东方内部改造阶段有过一段创业元老间的信任危机，那件事让你对友情产生了怀疑吗？

　　Y：我觉得这是一种常态。人在利益、金钱面前一定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反应。友谊也好，爱情也好，都是建立在其他机制之上，只有把机制理顺了，友谊、爱情才会存在。如果机制没有理顺，就说明你自己无能，而不能说朋友有问题。

　　如果有怀疑，我就不会有这么多好朋友。怀疑别人，把世界都看穿了，不是自己害自己吗？不要给自己设置这么多心理障碍，经历这样的事情以后，在未来防范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不是说——唉，我对人绝望了。

　　B：男人四十岁以后往往会产生中年危机，你有吗？

　　Y：基本没有。如果说有的话，就是我会把重心更多地转向家庭，想想从四十岁到六七十岁应该干些什么比做新东方更有意义的事。还有，我的身体也不如以前，一些喜欢的剧烈运动就没法坚持了。

　　B：据说你曾经压力大到要靠吃安眠药帮助入睡。

　　Y：是的。现在好一点，但还是要吃。有时晚上工作到很晚，大脑兴奋了就睡不着，只有安眠药能让大脑平静。我也希望早点脱离那种紧张的工作状态。

　　B：你现在演讲很多，都是对着成千上万人，你的口才一直很好吗？

　　Y：应该说我的口才一半是练出来的，另一半是自然产生的结果。我从小到大，除了在北京大学读书那几年，小学、中学都是学生干部，必然经常要对同学讲话。初中三年，我每天早上给全班读报。上高中时，我也因幽默、和同学相处融洽而著名。在北大，我被其他同学压下去了，没有发挥的机会，大家都太强了，但其实潜质我还是有的。后来在新东方通过读书和训练，机会就有了，慢慢变得越来越会讲话。

　　“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自己”

　　B：我看到一些报道，说你很担心新东方的快速扩张引起教学质量下降。

　　Y：对，我对新东方的扩张速度控制得很严格，尽可能控制在一个比例内发展。凭新东方现在的实力，一天可以开几百家分校和教学中心，但如果不是有机发展，就会变成拔苗助长。

　　B：这几年市场上涌现出很多的外语培训机构。

　　Y：外语培训机构一直都有，只不过是新东方上市之后，外语培训变成了聚光灯之下的东西，大家觉得能赚钱，就不惜一切代价投入拼命做大。但是教育有自己的规律，要做大、做好，让中国学生接受，成为品牌，其实是一件长久的事情。没有十年八年也做不出牌子来。

B：新东方现在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谁？

　　Y：还没有吧，有些竞争对手存在于一些领域中间。新东方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自己。小机构增长百分之三四十很容易，而大机构从20亿变成30亿就非常难了。新东方越大越难做。但是由于实力比较雄厚，目前看来，同类机构想超越新东方还需要很多年时间。

　　B：新东方的速成教育法和我们通常接受的循序渐进的教育方法截然不同，新东方也因此遭到质疑，你试图扭转别人对新东方的负面看法吗？

　　Y：没有必要扭转，新东方本来就是为应试教育服务。如果新东方是真正的教育，不再以速成、不再以效果著称、不再以学生的考试成绩为准，大家就不来了。速成也好，有板有眼的教育也好，都没有贬义，是中性的教育形式。

　　我们从来没有说新东方要做中国素质教育百年、千年大计的事情，没有必要把自己崇高化。

　　B：如果给新东方在中国教育历史上定个位呢？

　　Y：那就是一种临时现象。

　　B：如果说几十年一百年以后，中国教育不再是应试教育，出国热也过去了，新东方是不是就没有存在价值了？

　　Y：我觉得新东方永远有存在价值，没有新东方也会有新的机构出来。因为人们总是需要补充，没有单一的教学体系能完成全部的教育过程。但是新东方也绝对不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新东方的伟大不在于新东方的教学，而在于新东方的精神。我觉得新东方的精神不是任何一个培训机构或学校做得出来的。

　　B：新东方的精神“追求卓越，挑战极限，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听起来不十分特别啊。

　　Y：联系新东方的任何一个故事、任何一个阶段，这句话一点都不空洞。如果你去问学生在新东方学到了什么，他们一般都会说，他们学到了新东方艰苦奋斗、面对困难不屈服的精神。在他们遇到困难的一段时间，听了我的几句话就挺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