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什么机缘让你决定做一个关于“外包”的网站？

　　喻烜：2004年我还在法国留学的时候，江西先锋软件学院找到我，让我帮他们设计一个在巴黎参加展会的展台。由于先锋软件学院在巴黎没有分支机构，所以只能求助于留学生，这也算是企业展会活动的外包。那次活动顺利完成之后，我就开始留意外包的操作流程，我发现，外包在国外是一种人们生活中随时都会用到的方式，外包服务的市场潜力是巨大的。

　　其实，外包服务业在我们国家也已经成为一个发展趋势。商务部现在正在推动中国的企业去接国外企业的包，让国外的企业到中国来进行外包，同时在中国建立10个基地城市。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有一些事情不可以做，比如评估、商业化交易等。所以我在想，应该把这种资源整合到网上来，让互联网在中国外包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同时，也可以弥补政府外包服务中不能做的缺陷。现在，互联网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我觉得互联网其实可以对外包和服务之间的买卖以及人们智力之间的交换提供帮助，但是目前还没有这样一个平台，让想买服务的人在上面买到想要的专业的服务。我觉得这就是市场给我们机会。于是，在2006年底的时候，我有了创办“外包在线”这么一个网站的想法。

　　本报记者：现在很多人对“外包”这个词还比较陌生，能否用你的理解方式告诉我们什么是外包服务？

　　喻烜：我一直信奉“长板理论”，一个人只要有自己擅长和喜欢的长板就可以了，其他不擅长、不喜欢的短板可以全部交给专业人士去做，人应该扬长避短，而非取长补短。其实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可以通过“外包”的形式来提高生活质量，早餐可以外包出去，让专业人士为您提供丰盛的符合自身营养需要的科学早餐；钢琴、小提琴学习可以由外包的形式找到最专业的老师为您提供高质量、便捷的指导等，这只是生活上的外包，企业外包服务也一样。总之，通过对于“外包”的共享，人们将在各种服务的需求和供给中实现完美平衡，从而令人们在日常的衣食处行中享受更高水准的便捷服务。 ce

“外包在线”就是一个让人们扬长避短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你可以最大极限地发挥自己的长板，让自己在某一方面获得工作、自由和财富。“外包在线”有个口号，叫“让世界为您服务”，这是我们想表达的一种愿望。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网站，改变人们服务交易的习惯。我们还有一个口号，叫“让财富更自由，让工作更专业”，就是很多有某些专业技能的专家不需要再朝九晚五地去工作了，他只要坐在家里，在网上接单子就可以了。从终极来讲，我们希望所有“外包在线”的用户都能够财富自由、精神自由、生活自由、时间自由。其实，与阿里巴巴和淘宝网提供商品交易和流通平台一样，“外包在线”提供的是一种以服务和人力智慧为主的交易平台，一句话，“外包在线”就是做服务的阿里巴巴或者做外包的淘宝。

　　本报记者：你怎么评价外包服务这种产业的未来？

　　喻烜：我觉得无限未来充满挑战，但其实挑战最主要还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我永远相信人最难超越的是自我。一个团队和组织最大的威胁和挑战也是他们能否超越自我，能否在高速和快速成长的时候保持清醒的头脑，拥有强大的执行力。“外包在线”的未来会比现在和从前更加需要创业团队的坚持和努力。

　　我认为未来的外包服务市场上先会有一个平台性的网站，所有的服务它都会做，就像阿里巴巴，它什么都卖，当这个平台做到一定程度和规模的时候，当它在业内已经没有竞争对手可以超越的时候，这个市场会出现纵向发展的专业性网站，比如说中国化工网的出现，它除了化工产品什么都不卖。我认为在未来的外包行业，有个非常成功的大的平台网站，还会有一些专业的小的专业网站。而我们现在正在搭建这样一个大的平台，什么服务都做。外包在线现在有17个大类，包括一个企业运作所流行的需要外包给别人做的事情，比如法律、物流、翻译、设计、市场推广等都可以外包。此外，我们还提供个人方面的服务，比如说婚庆、服装等。在这个基础上，一段时间以后，或许是三年，市场上可能会涌现出一批专业的外包网站。

　　本报记者：你的理想是把“外包在线”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成功呢？

　　喻烜：我希望有一天，人们一想要找服务的时候，立刻就会在搜索引擎中输入我们的地址。我希望外包在线有爆炸性的增长，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希望通过我们的网站真正改变我们做服务的习惯。就像淘宝网，其实它的意义并不是在于它的交易量有多少，淘宝的最终意义是它改变了人们购物的方式和生活习惯。我希望OBPO也一样，能够改变人们寻找服务的习惯。

o80后创业真的很不容易

　　本报记者：现在，很多80后的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所以，外界评价80后的创业者时会说他们毅力不够、经验不足等。作为80后的一员，你怎么看待80后创业？

　　喻烜：我记得有人曾跟我说，六七十年代的人是想了再做，80后的是做了再想。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同意这种观点。我觉得在互联网新浪潮已经来临的时候，必须勇往直前地去做一件事情，哪怕它现在的条件还不具备，我们也要先把它做起来，然后再用市场去检验这件事能否成功。所以，现在中国必须依靠一批80后的企业管理者，因为他们更有闯劲，更有国际化的眼光，更有出生牛犊不怕虎的创业精神。当然，他们也必须理性和脚踏实地，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未来有一个腾飞。其实80后现在的年龄也不小了，80后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而立之时把事业与家庭、创业与守业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如何用国际化的视野把具有中国特色的东西做得更加清晰，如何借鉴国外优秀的经验来做好中国的市场。80后在这方面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的。

　　其实，80后的创业者真的很不容易。他们已经不大可能依靠社会上某一个突发的机会一蹴而就地做到巅峰，他们只能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往前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更加准确地把握客户和市场的需求，就显得尤为重要。现在的市场不缺热钱，缺的是客户的真正需求与企业的盈利模式是否匹配。

　　本报记者：你现在刚开始创业不久，起步阶段都是比较艰难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让你特别感动或温暖的事情，给你以激励？

　　喻烜：我自己最感动、最充满希望的时候是我们的团队最有凝聚力的时候。那是在今年雪灾的时候，我们学校的研发中心和呼叫中心在一段必须要由市区经过高速路才能到达的区域，而严重的雪灾使高速路全部被阻隔封闭了，我们办公室水、电、网全部断了，已经没有办法正常地办公，所有的人甚至连正常的生活都没办法维持，我们的团队只能集中在几个创始人的家里，保证网站不间断地作业。那个时候，我看到了我们团队的凝聚力和一种非常强的往前冲的欲望，我当时真的很感动。

　　雪灾过后，离春节假期很近了，我下了个通知，让大家提前两周放假回家过年，但所有的员工，特别是研发部和运营部的员工都不肯，他们说必须保证春节期间正常更新和维护网站，他们把服务器搬到家里，大家蹲在一个小屋子里工作。那个时候我感觉到，我们这个团队的未来是非常有希望的。因为我觉得一件事能否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团队是否有强烈的欲望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是否有很强的执行力把想要的东西做到。如果在资源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还能有这么强的战斗力，我想，以后是没有什么困难可以打倒我们的。

　　本报记者：作为一位年轻的管理者，经常需要面临管理比自己年龄大的人，会不会有压力呢？

　　喻烜：我在做校长的时候就非常直面地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做IT的年轻人居多，但做教育则不同，资历越老越有权威。我作为管理者，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要以一种理念去打动他们，用一种文化去同化他们，如果他们不能被我打动和同化，我至少要做到尊重他们。以德服人，和他们沟通，让他们觉得我可以并且非常愿意以大家所在的团体的利益为至高点，并尽可能让他们的经验和智慧在团队中发挥作用。总之，尊重别人就一定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我从来都没有走过美女路线

　　本报记者：外界对你的称呼很多，网络美女、美女CEO、外包俏佳人等等，你怎么看待外界给你的“美女”定位？

　　喻烜：我从来都没有走过美女路线，其实我觉得不应该给刚创业的人加上太多的定语。我觉得“美女”这个词不能完全表达我现在的这种状态。我更像是一个互联网行业初期的创业者，我们还是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怎样能够长大，我们所做的这份事业如何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个比外面的人如何称呼自己更加重要。同时我也觉得，做的这份事情是否真正有意义，取决于别人对我们的关注度是否提高，而不取决于我是否是美女。

　　本报记者：你在巴黎呆过一段时间，你觉得在巴黎生活给你带来了什么独特的影响？

　　喻烜：在巴黎生活8个月，一个不会艺术的人都可以认为自己成为艺术家，就像《美食总动员》中的那只老鼠最后成为美食家，这都是有可能的。那时，我住在卢浮宫对面，课余我有充足的时间去卢浮宫看艺术，从印象派到后印象派，从胜利女神、维纳斯到《蒙娜丽莎》，那座世界的艺术殿堂和万宝之宫让我这个喜欢艺术的人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熏陶。

　　在巴黎的那段日子，也让我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我在巴黎时恰逢法国举办中国传统文化年，我和法国人一样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震撼。巴黎亚洲艺术博物馆展出的唐伯虎的画数量是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博物馆都无法比的。中国的教育催着让人向前跑，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大学毕业后就想着找一份好工作，却从来没有时间让人停下来审视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的生活。在巴黎的学习，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法国人的生活方式，它让我明白，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要做一个懂得经营自己生活的人，多爱自己一点，同时要让你身边的人幸福。那段日子改变了我看问题的眼光和看待生活的角度，我对生活和艺术的再认识让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能够更加快乐和完整。

　　将来想做旅行摄影者

　　本报记者：很多创业者心中都有比较欣赏的企业家，作为自己的奋斗楷模，你有吗？

　　喻烜：我可能受联想的文化影响比较大，因为我大学毕业后很快就进入了联想，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联想的创业者和联想的企业文化、管理、团队建设等。所以，我对柳传志比较欣赏。当时柳传志有最著名的管理三要素：建班子、定战略和带队伍，包括他的脚踏实地、夯实基础等，那时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企业文化，所以他对我的影响比较大。我很佩服那些能在资源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用企业文化把员工的心凝聚在一起的企业家。出国后，国外的一些企业也给了我比较大的影响，他们不会特别强调公司的创始人是谁，他们的企业不像中国企业这样有很特别的灵魂人物。

本报记者：你怎么定义成功，觉得自己离心目中的成功者还有多远？

　　喻烜：其实很难说成功是什么。有时我觉得父母最需要的时候我在他们身边我就成功；有时我觉得我的公司上市就是成功；有时我觉得30岁生个小孩我就是成功的。成功有很多定义，你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成功的观念和价值都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我觉得人永远不要说自己很成功了，不然你会缺乏成功的动力，也就是前进的原动力，我个人是觉得自己离成功很远，因为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做。

　　本报记者：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创业没有成功，做“外包在线”最后失败了，你会去做什么？

　　喻烜：其实我觉得，结果很重要，但创业的过程也是一种体验，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一种体验，一种过程。如果有一天我不做外包在线了，我想我会去做旅行摄影者，抱着佳能或者尼康的微距镜头走遍天涯，找喜欢的纹理和我喜欢的视角，去发现别人看不见的美丽。我爱好摄影，但现在处于创业的特殊时期，我不可能像罗红那样扛着摄影机到处拍，但我会留意身边一点一滴值得记录的美好事物。其实，发现生活的美和享受生活，不一定非要刻意地去做什么，也不一定非要去一个美丽的地方才能拍下美的东西，只要愿意去发现，到处都是可以享受和让人感到快乐的东西。

　　家庭比事业更重要

　　本报记者：“从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这是你博客中经常提到的一句话。你一直是追随着自己的想法走过来的吗？

　　喻烜：我觉得是的。我以前很喜欢但丁的一句话，“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我在大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激进的人。自己有很多想法，总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实现。但我在法国的时候变了很多，我觉得人的一生并不仅仅是为了学业、事业，人还要懂得享受生活，生命中其实还有很多更重要的东西，比如亲人、朋友等。如果我们能花点时间在这上面的话，可能我们整个人生会更加成功和平衡。

　　我觉得我们要学会在现实和理想中间调整自己。人都是靠着一种精神去维系的，我们要弄明白支持我们走到现在的是一种什么信念和向往。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丢掉自己的东西，否则就失去了自己前进的动力。所以，我现在更喜欢另外一句话，“享受工作，享受生活”。我觉得快乐地工作很重要，尤其在创业阶段，更要保留一个快乐的心态。

　　本报记者：你曾经因为创业而爱情受挫，可能很多女性都会面对事业和家庭的种种问题，在事业和家庭面前，你的选择是什么？

　　喻烜：其实所谓爱情和事业的选择大多是自己或者别人强加上的一种说法，我觉得爱情不会和任何事情造成选择关系，因为爱情迷人的光彩至少让像我这样的人认为它比任何事情更重要。但是，家庭和事业间是存在取舍的，所以就像我当年选择在年轻的时候出国念书一样，我也在现在这个阶段选择创业是因为我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小家庭。但是如果有一天我的家庭认为事业会对它造成影响，我会认为家庭更加重要，因为家庭才可能是心灵的归属，而事业是成就感和社会责任，我认为不会比家庭对于我来说更重要。